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掀起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这也是中国开展的第一次劳动节纪念活动。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反帝斗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为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掀起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其中，上海、北京、唐山等地的纪念活动规模较大。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第一次隆重纪念五一劳动节。从4月10日开始，上海各工人团体就着手筹备纪念活动，并于五一节前夕，连续发表纪念宣言。这一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严重注意。5月1日，军警森严，阻止纪念大会的召开。由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虽经数次迁移场所，大会终于开成。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及今后工人应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的思想。《新青年》在五一节前一个月（7卷5号，4月1日出版），即发出《特别预告》，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当作我们‘游惰神圣’的民族一声警钟！”《新青年》在5月1日出版的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的党晤》、《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该刊还约了13位工人题字，其题字内容有“不劳动看之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先施公司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怡和纱厂工人刘光典）、“人的生活与陕乐唯劳动界合有之”（恒丰纱厂打包间工人李善让）、“促人类安全之幸福各食其力而已”（新怡和纱厂打包间工人严鉴堂）、“黜逐强权，劳动自治”（植树工人刘朗山）等。此外，该号还发表了各国的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初步结合。除《新青年》外，国内许多报刊，如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情况和发表纪念文章。《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广泛宣传五一节的同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还走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庆祝这一节日。五一节当天，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和工友一起，在二院大讲堂举行了纪念大会，李大钊和学生代表在会上讲话，何盂雄等8位同学还雇了两辆汽车，到处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邓中夏等几位同学，也在当天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进行讲演，并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目从今天起，有工大冢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邓中夏还率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春假举行了第一次“乡村讲演”：第一组以丰台为中心，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第三组到通州农村，短短几天，累计听众即达900多人。经过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和宣传，扩大了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当时的舆论界评论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到了1920年，北京人士虽然感想不尽相同，但几乎没有不晓得劳动节的。单看这一点，中国这一年的进步已不能算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