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的“觉悟社”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积极织织进步青年男女参加反帝、反封斗争。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事业的典型。
“觉悟社”是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成立的由天津男女进步青年组成的社团。周恩来是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青少年时期是在北方度过的。1913年9月，周恩来在奉天（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917年秋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进步团体新中学会，很快成为学会中最活跃的分子。周恩来在日期间，时时注意各种时事讨论和社会现实状况，认真讨论中国的出路和社会改造问题，并参加和领导了留日学生反对中日签订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5月中旬到天津，以校友身份住在母校南开学校，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成为著名的青年领袖之一。接着周恩来应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之邀，于7月21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个学联会报在天津和外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天津的“曙光”、“全国学生会报之冠”，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1919年8月23日，为了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镇压山东爱国运动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天津和北京、山东等地代表在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被京师警察厅逮捕拘禁。8月26日，天津又派出代表汇同北京代表第二次向北京政府请愿；28日，请愿总指挥马骏等又被捕。天津学联为了营救和照顾被捕代表的生活，推周恩来和几个代表去北京。在北京，周恩来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等学生代表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的营救、保释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代表。9月2日，周恩来与被释放的学生代表同车返回天津。途中，郭隆真、张若名、关锡斌、周之廉、李锡锦、郑漱六、谌小岑等谈论了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情形。同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又讨论了爱国运动的方向问题，商量如何将男女分开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起来，以加强团结和增强力量。周恩来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各10名骨干，即周恩来、薛撼岳、关锡斌、李震瀛、谌小岑、谌志笃、赵忠宸、潘世纶、马骏和邓文淑（即邓颖超）、李锡锦、张若名、周之廉、郭隆真、刘清扬、郑季清、张嗣娟、李毅韬、吴瑞燕共20名男女青年，在天津草场庵学联会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成立“觉悟社”，周恩来以其在学生运动中的威望被公推为“觉悟社”的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由周恩来提议，通过了一个方案，其要点是：（1）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2）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3）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4）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同当时一般进步社团相比，有一些突出的特点，一是组织比较严密，规定发展新社员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介绍经全体社员讨论通过。会议还通过了女社员提出的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平等的人数的提议。二是明确规定批评同受批评为社员的条件之一，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组织采取委员制，社务由大家分组，无社长和干事等职别，重大问题须由全体社员讨论。四是社员之间和对外，均以抓阄所定的号码为代号称呼，又以号码的汉文谐音取代号。抽签的办法是50个号码，各人抽一个，邓文淑（即邓颖超）抽的是1号，因此她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因此别名为“伍豪”。“觉悟社”成立后，因社员忙于爱国运动和印刷的延误，原定于1919年11月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觉晤》拖延至1920年1月20日出版第一期，封面题字上刊印着醒目的五角星。刊物为大32开，共100余页。这期的两篇重要文章《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经社员集体讨论后，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宣言鲜明地表现了周恩来和觉悟社成员的革命精神。该刊还刊载了周恩来1919年4月所写的《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等几首明快、清新而又喻义深刻的新诗。《觉悟》在北京及各地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影响极大的《晨报》称其为“天津的小明星”，称该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为了组织社员学习和研究新思想，灌输新思潮，讨论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周恩来还建议邀请北京的进步学者到天津演讲。1919年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应邀到天津，向觉悟社成员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对觉悟社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社员们相继学习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及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过程中，多数开始逐渐趋向于科学社会主义。
周恩来和觉悟社成员在学习研究各种新思潮著作的同时，领导天津学生积极开展了反产爱国斗争。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后仅两天，由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爱国团体推选出的代表团一行6人来到天津，请求天津学联邀集全国各省代表到北京为山东问题再来一次大请愿。天津学联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出名约集。并派出代表和山东代表同赴上海。在他们的提议下，上海全国学联邀集各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约定全国各地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行动计划。9月20日，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长辛店、通县等地的代表共31人集结天津，随后在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晋京请愿的内容和具体步骤。10月1日，代表们在北京中央公园集合后，向总统府请愿。为支援代表们的斗争，周恩来率觉悟社成员同车到京。代表们在新华门前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晚10时，反动军警实行武力镇压。31名代表被逮捕关押，其中有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关锡斌和黄正晶等。代表们被捕后，周恩来立即和北京学联磋商营救代表事宜。10月10日，周恩来推动和领导天津各界群众5万人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双十节示威大游行，并派出代表赴省公署请愿。请愿遭到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武装镇压。10月1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由周恩来用白话文起草的短期停课宣言。宣言要求惩办杨以德，并表示了学界罢课的决心。在这次斗争中，觉悟社的社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当了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印标语、写传单等。在觉悟社的影响下，从这次罢课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联联合办公。觉悟社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为了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觉悟社于2月间推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了3万多人的国民大会，提出了撤换日本领事、赔罪、赔偿、惩凶等项要求，并当场焚毁了搜查出来的日货。接着，觉悟社又推动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和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1月25日，天津反动当局对群众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强行封闭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前往省公署请愿的各界代表20多人。1月29日，在觉悟社周恩来、谌志笃等骨干分子领导下，天津各校学生3000多人走上街头宣传讲演，散发传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坚决要求反动当局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结果，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四代表在示威中被捕，50多人被打伤。在狱中关押期间，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与警察厅长杨以德当面抗争。周恩来还向狱中同学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传，多次组织讨论会，讨论国家形势和社会改造问题，并写下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运动。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全部获释出狱。
8月初，觉悟社在天津法租界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并且指出，当时的团体虽多，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趋于一致，才能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会后，周恩来等11位社员未到北京，于8月16日上午和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的代表共20多人在陶然亭聚会。会议由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邓文淑（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活动的经过，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把觉悟社在天津年会上议论的几点关于“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说明。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指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惟有如此，对内才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方可以与人联合。其后，各团体又先后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几次会议，决定成立“改造联合”，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呼吁“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约章规定“即须举行之事业”为：“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改造联合”会议之后，觉悟社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领导下，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为了寻求探索救中国的道路，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刘清扬等觉悟社的骨干分子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继续求学、就业，分散各地。此后，觉悟社逐渐停止了活动，但分散的社员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3年春，邓文淑（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员在天津《新民意报》创刊不定期副刊《觉邮》，第一期即发表了周恩来给她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及其他几封信。第二期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在此前后，觉悟社的成员有半数以上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觉悟社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洪流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