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前夕，蜂起云涌的进步学生社团有哪些？他们是如何开展爱国斗争的？
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与新旧思潮的激战，在各地区各学校内，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到1919年逐渐形成高潮。其中，进步学生社团的蜂拥而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景观，比较著名的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
1.国民社。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该社的基础是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并派出代表许德珩、易克嶷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学生救国会很快成为全国性的社团，并得到了各界的同情。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在引起北京政府的注意和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社的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进行了募捐。1919年1月，《国民》创刊号正式发行。该刊宣布国民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国民社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其成员的组成比较庞杂。在180多名社员中，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高尚德、马骏、黄日葵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国家主义者曾琦，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首领的段锡朋还担任过国民杂志社评议部部长，大多数成员则是一些有一定爱国思想但并不十分过问政治的学生。李大钊对于国民杂志社的组成和《国民》的出版，曾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指导，并在“五四”前后为之撰稿，出席该社举行的周年纪念会。国民社成员以积极关心政治的态度，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对华侵略进行了猛烈抨击，成为北京学生界影响很大的一个社团。其大多数成员，都成为五四学生运动中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2.新潮社。该社是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酝酿筹建的，成立时间几乎与国民社同步。出版有《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新潮社的宗旨是“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该社社员的遴选以有无投稿为标准，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因此之故，新潮社的社员为数不多，成立之时只育27人。该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编辑部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干事部主任干事）等。他们曾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曾经为刊物撰稿，胡适担任该社的顾问。该社机关刊物《新潮》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它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第三个白话文刊物。杂志大量地刊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小说作家，如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新潮》在为《新青年》呐喊助威的同时，强调思想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新潮社与国民社以其自身的实力成为“五四”前夕在青年学生最有影响的两大社团。所不同的是，两个社团的发展方向不同，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潮社成员逐渐倾向于留洋和整理国故的运动之中。
3.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时期北京大学著名进步社团。1919年3月23日，平民讲演团在北大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团的简章，规定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团的发起人是邓中夏，成立之初共有团员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如许德珩、黄日葵、张国焘、王光祈、朱一鹗、刘炽昌、梁绍文、程体乾等。后成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包括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讲演团总务干事为廖书仓、邓一中夏，编辑干事为罗家伦、襄白情，文牍于事周炳琳，会计干事易克嶷，讲演团的活动主要是对北京市内广大市民进行宣传，举行不定期的讲演，以期提高广大市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五四爱国运动前，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和地安门外护国寺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讲演的题目有《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改良家庭》、《赌博之害》、《国民常识》、《妇女教育》、《迷信》、《我的慈善事业》、《国民应尽之责任》、《家庭与社会》、《互相帮助》、《什么是国家》等。这一时期讲演团讲演的内容侧重于一般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宣传民众破除迷信、反对陋习、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讲演团在演讲内容上开始注重结合形势，联系实际，宣传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等内容。讲演的题目有《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国民自决》、《报告学生团的义举究竟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等。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从1920年4月（春假）起，讲演团开始到丰台、海淀、长辛店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去讲演，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对实际运动的了解，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以讲演团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25年才宣告结束。
4.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群众性进步社团。1918年6月30日，时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的王光祈，联合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曾琦（王的中学同学）、陈流通淯、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等，在北京顺治门外嶽云别墅集议，筹建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在思想界的声望，也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名为7个发起人之一。会议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确定了学会的四条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了贯彻这个宗旨，筹备会还确定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8个字的信条。当时所以定名“少年中国”，目的是学19世纪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二号正式成立。当时会员共42人。总部设在北京，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根据李大钊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已建有成都分会。此后，学会有了很大发展，在北京、上海、南京都设有分会，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辽宁、陕西、杭州、天津、广东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则在法国的会员最多，设立巴黎、东京、纽约等分会，在德国、英国、南洋也有一些会员。学会制定征求会员的标准是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会员最多时达100多人。他们成分复杂，思想倾向极不相同：其左翼有后来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建党初期的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恽代英、赵世炎、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属于右翼的是国家主义分子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属于中间派的是王光祈、周太玄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情况表明，学会是新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一个松懈的联盟。对于学会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作为学全负责人的王光祈认为，信仰“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求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想，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学会经常举办各种讲演和学术活动，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以及信仰、主义等问题。学会设有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等机构，编印了多种出版物，除“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计32种）外，还出过《会务报告》、《少年中国》月刊（北京总会负责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南京分会负责编辑）和《星期日》周刊（成都分会出版）等期刊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等小册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创刊于1919年7月，停刊于1924年5月（中间曾休刊7个月），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李大钊曾任编辑部主任。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占刊物的主要篇幅，是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问题诸多方面；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会务报告”的继续，包括一部分阐发学会方针的文章、会务消息和会员的通讯。由于学会宗旨的空泛和笼统，1920年以后，学会内在要不要信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在1921年7月1日至4日于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代表北京会员明确提出学会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确定为思想行动一致的政治团体，但遭到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的反对。左、陈反对学会规定主义特别是反对规定社会主义，坚持学会只能从事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反对学会进行政治革命和参加政治斗争，双方展开争辩，分歧逐渐妻面化会后，曾琦、李璜发表了新德里一系列文章，宣传他们的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的观点。随后，在1922年7月、1923年10月，学会分别在杭州、苏州召开了大会，尽管由于学会中共产主义者的努力，这两次大会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宣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但在学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大会不顾高君宇的坚持，再次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宣布：“各项决议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人的服从。”苏州年会还决定将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由陈启天、曹刍分别担任临时执行部正副主任。这表明国家主义分子在实际上已获取了学会的领导权。1923年12月2日，在学会总会第三次常会上，与会的国家主义分子一致通过了陈启天起草的《何谓新国家主义》的论文。同日，学会巴黎分会会员曾琦、李璜在巴黎郊区的玫瑰城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9月，曾、李回到上海，发展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入党。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标志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已从以前的要不要确定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公开论战，斗争陛质发生了根本变化。1924年10月10日，左舜生、曾琦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发表大量言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至此，学会的分化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1925年7月中旬，学会在南京召开最后一次年会。在会上，恽代英、沈泽民对以曾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年会通过决议时宣布放弃表决权，以示抵制。至此，学会最后分裂已成定局。但一些中间会员希望学会能够继续维持，不愿分裂。在他们的努力下，年会通过了一项“改组案”，组成改组委员会，分发表格，对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王光祈表示他“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学会继续保持兼容并包局面。但实际上学会从此已停止了活动。至此，历时七年之久的少年中国学会，遂告解体。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和演变，反映了五四时期及其以后一代知识青年思想的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