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至1970年，即中共九大前后，因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中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备战高潮。
这次备战高潮的出现，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紧张、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视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忽视国防建设和备战工作。但在60年代以前，因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存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未估计过高。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直至中苏同盟的解体，整个国际战备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大大恶化。苏联于中苏边境屯兵百万，频频挑起事端；中印边境冲突不断；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战争不断升级；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台湾签订各种军事或准军事条约和协议，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严峻的局面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战争形势的估计越发严重，一再强调必须积极备战，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国家计委于1965年9月重新拟订的经中央基本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是以备战为中心任务了。但是，尽管如此，在1969年3月以前，中国的备战工作仍属于常备性的，没有给人以紧迫的感觉。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挑起珍宝岛事件，随后的数月中，苏军又多次入侵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和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苏联代表在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包括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这种情况加重了中共党内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并首先谈到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4月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强调：“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指帝、反、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战争。”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的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认为虽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备战，但美、苏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珍宝岛事件以后，并未改变这一格局，即苏联不会在短时期内大举进攻中国。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议按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军事装备生产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军委办事组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由于林彪等人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了34％。
8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建立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三线战略大后方，并再次大幅度增加了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
为加强边疆地区的战备工作，中共中央在8月2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即“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1）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3）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做好战斗准备，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4）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在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5）坚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6）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7）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交通运输、破坏通讯联络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8）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9）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备战工作进入高潮，从主要是思想动员转入全面实旄，从主要是部队的工作转入全民性的紧张行动，从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备战的最高潮则是在林彪发出第一号令后。
10月17日，林彪借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私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随后，各地加强了战备动员、教育工作，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紧急疏散城市人口、物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防等队伍，加强了通讯警报网的建设。许多重要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地区大搬迁大转移或酝酿搬迁转移。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中苏恢复边界谈判之后，中苏边境形势趋向缓和，备战高潮也逐渐降下温来。1970年，尽管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尽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但是像九大前后那样的备战高潮却没有出现。1970年以后，中国的备战工作逐渐转入常规性常备性的正常阶段。
中共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虽然在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骤然猛增的国防战备费一方面挤占了经济建设的投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的防空洞、防空壕多数在后来闲置无用；城市人口疏散、工厂企业搬家、兵力物资调动也造成了大量的物力浪费。同时，由于当时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最好的备战，因而，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在政治上也助长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理论的发展。
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对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美苏两国的连锁反应。美国除继续增兵越南南方外，还在地面、空中增加了对中国的侦察活动；苏联也把空军和太平洋舰队调到中国边境，驻远东地区的苏联部队也由15个师增加到40个师，后来甚至超过50个师。尽管中国的大规模备战完全是防御性的，但积极的防御战备也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备战高潮对于避免战争、走向缓和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