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浩劫风暴卷(196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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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东山再起——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3)

在科技整顿的同时,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着手。四届人大组阁时,经过斗争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老干部周荣鑫上任后,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干教育的意见,针对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他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说:把17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是控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他提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光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谈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他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象表示不满,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努力促进文艺政策的调整。他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同时组织人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和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等问题。毛泽东先后对其中的一些信件和材料作了批示。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文艺界这块被“四’人帮”把持的领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人们奔走相告,为“四人帮”的禁令被打破而欢欣鼓舞。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他还提出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

这些话,既是对前段斗争的总结,也是新的战斗部署。前段斗争虽是锋芒初露,颇见成效,但是,有待整顿的方面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问题仍是尖锐的,没有英勇顽强,敢斗敢干的“作战”精神,全国的局面还是“扭转不过来”。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打破这一块被“四人帮”控制的一统天下,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七位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7月中旬,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工作。邓小平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并着手筹办可以“代表党的路线”的综合性刊物(后定刊名为《思想路线》)。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政研室参加了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先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一些在当时条件下振聋发聩、战斗性极强的思想渐渐形成了: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要实现安定团结,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要整顿企业,加强责任制;多引进一点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要关心群众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1.9%,与1974年仅比上年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不可调和的矛盾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逼近了。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有分量,对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防范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他认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驳斥,他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仍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谢绝了。他援引毛泽东曾针对老干部被隔离审查时所说的“桃花源中人”,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11月底,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接着,中央传达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自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始了。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邓小平再次下台的厄运,决不仅限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国家又一次陷于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