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全国交通、工业、军队、教育诸领域大整顿，取得丰硕成果，为什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完全信任？江青又是如何从中破坏，挑拨离间的？
“打不倒的小个子”
1975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九个年头。
新年刚过，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三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几天后，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得到确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了几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1973年春重返政坛后，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可谓1975年新年伊始的一大新闻。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嗓音逐渐响亮了。他向全国人民重新展示了他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身体衰弱的周恩来用不断增强的声音展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时，台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心加快了跳动接着，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在他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代为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自此，邓小平已实际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从这时起，中国社会在那个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的影响下，拉开了激动人心的新的一幕。
“四化”建设是大局
1975年初的全国形势复杂而严峻。“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继续在各地造反，挑起武斗。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阻塞，阻碍着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铁路干线的畅通。许多厂矿企业陷于半停产状态，一些厂矿已被迫停产。
大、中城市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在国家面临危难的关头，一直呕心沥血、苦撑危局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却因病情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全国笼罩在混乱动荡的气氛之中。
“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九年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会议结束后，就紧张地开始了治理整顿工作。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协助下逐步展开。
针对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那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特别是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急切地盼着早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有力。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种出乎意料的见面方式，使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一下子怔住了，也使大多数到会者深深地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面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什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谈到，对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生的头头，那些“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他的话，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全场悄无声息。
最后，他强调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他把形势和责任摆在大家面前，也把他独特的性格和作风留在了到会者心里。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他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万里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运输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7800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铁路整顿见了成效之后，3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了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这次会议提出：9号文件的精神，除了体制问题外，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军队、军工、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和一些重要地区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在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议上表示：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被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性活动。此外，还明确提出，要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杭州市连续三次召开批判派性的大会，每场参加者逾万。福州、武汉等地也召开了批判派性、对带头闹事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审判的大会。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到处在讲团结，批派性，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
捅“马蜂窝”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舆论宣传领域。“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处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一年多来，邓小平在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政治生活的不正常。1974年前后，“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次次地发难，常常是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斗争的波澜。
1973年年底，“四人帮”抓住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大做文章。江青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还指责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身体刚刚发胖的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不久，“四人帮”又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四处送信，“点火放炮”，大造舆论，批林批孔兼批周公，同时，别有用心地煽动反“走后门”，把矛头引向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三箭齐发，搞乱了，成了三个主题，也不告诉我……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反击斗争，还是妥协忍让，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敢斗、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现在，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一传达，立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批还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
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词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态度收敛，声细如蝇了。
为邓小平的“请教”捏着把汗的老同志会心地笑了。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不久，“四人帮”就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与毛泽东此时“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毛泽东的批示，’从根本上扭转了“四人帮”提出的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在全国造成的混乱。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
然而，毛泽东并不止于此。虽然年迈多病，但头脑仍很清醒的毛泽东，从“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中，对“四人帮”、尤其是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做法，又一次产生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他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
接下来，他检讨自己也犯了错误，因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
他又一次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他再次提到批林、批孔、批“走后门”这件“三箭齐发”的事情，接着，他责备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他用一双蒙着白翳的老花眼镜看着大家，语气恳切。再三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要求“四人帮”对这次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
他的目光再次冷冷地扫过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的声音从容、和缓，内里却透着凛凛威严。他一句一顿地讲，词句警人，余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