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覆灭，中国高层出现权力真空，江青集团蠢蠢欲动……本是批“左”的整风运动忽地被引入“批林批孔”邪道，周恩来地位再次面临挑战……
在“左”的错误框架中
批林的矛盾处境批林整风运动，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顽强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领导全党、全军，比较稳妥、顺利地处理了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稳定了形势。
为彻底清除林彪集团对军委工作的干扰和破坏，1971年10月3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为彻底审查、理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何以会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怀疑和愤懑，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迅速、集中地爆发、宣泄出来。再者，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武斗”遗留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激化起来。为安定人心、稳定形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萧劲光、杨得志等老同志纷纷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严厉谴责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和单位，中央首先把重点放在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等问题上。在中央派出的负责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采取隔离审查、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对那些在林彪集团被谋活动中卷得很深或比较深的人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对一些虽然有些牵连但没有过多卷入而问题确实较多的地区和单位，中央则以较长的时间，反复、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一伙蓄意在一些地区、部门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同时，由于“全面武斗”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积累下来大量尖锐的矛盾，林彪事件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与林彪集团有不同程度牵连的领导或受到审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压制、迫害的对立面的批判和冲击，一些已经实现的两派联合又出现松动或分裂，一些原派别组织的少数人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账，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挨整干部和整人的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在运动中被关、押、审查的人把矛头指向那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些领导干部或是捂盖子、转移方向，或是对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干，等等。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又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又出现某种混乱局面。
中央对此已有考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分别在北京召集武汉地区、成都地区、陕西、兰州军区、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广州军区、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军等省、自治区负责人及驻军负责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及在本地区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及张春桥、王洪文等分别参与一些会议，帮助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及调整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党中央的这些措施，比较稳妥地解决了一些省、自治区及军兵种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在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制止了派性，促进了团结，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斗争可能导致的较大反复，稳定了形势。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和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还是按照“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林彪的斗争的。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按照这样的逻辑，林彪事件的发生反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显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发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批林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地方纷纷反映，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特别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认为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划，思想界限难分”。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一是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等待别人的经验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感到真假难分”。某地反映，《解放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地群众感到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批判过的刘少奇的言论一样，这样批林“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机局举办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干学习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业务关系上的诡辩论”。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发言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题目。
1972年1月中央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里，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或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当时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种整风又往往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在联系实际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无限上纲和乱抓“小林彪”的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倾向。某地确定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果一些县、社又在农村批了“搞副业单干”、“私人开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时，上批下联，把一个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清理财务，搞经济退赔，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在整风中挨整，或“等着挨整”。在城市和工矿企业，整风往往又引发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争斗。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批林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难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掌握。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但是，与这种倾向同时存在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当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九一三”事件后，深受动乱、武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仅仅是凭着他们的本能和直觉，便会自然而然地将林彪集团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极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把它的真实性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群众面前了。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这一思潮和倾向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引导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间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问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的框框里做着既难于被群众接受，又实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类的任务。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就突破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