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通过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决林彪一伙“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和“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问题。毛主席批判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煸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实际是揭批林彪一伙人。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要黄、吴、叶、李、邱等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作检查，明确讲：“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可是林彪一直不肯作个认错的“表态”，黄、吴、叶、李、邱等也迟迟不作检查。在毛主席催促下，叶群于1970年10月12日向毛主席交了第一份检讨书。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上作了10处批语。对林彪一伙犯错误的性质、表现、严重性、对待的方针政策都点明了。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末尾批语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实际上毛主席是向他们交待政策，再一次催捉他们作深刻检查。但是林彪一伙仍然执迷不悟，对此毛主席非常不满。他在某人检讨的材料上批道：“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见林彪一伙人大搞宗派活动，就采取“甩石头”，即连批几个文件和发指示进行“批陈（林）整风”；“掺沙子”，派纪登奎等同志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些措施是为了削弱林彪一伙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
三是对部队某些不正之风进行整顿，解决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军队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认为，在军队一些同志中存在着“打仗有功”、“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的“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通过整风，“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毛主席为此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等两份文件，还安排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来进行“批陈整风”，在基层开展了“批修整风”、“反骄傲自满”等教育活动。
毛主席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林彪集团这个隐患。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后期同林彪谈过一次话，林彪没有认错的表示。以后毛主席说林彪“想通后表个态也可以”，但林彪一直沉默不言。叶群给毛主席检查书中虽然提到林彪想写信给毛主席，由于她的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认为这不过是林彪有意虚晃一枪。后来，毛主席曾派周总理、纪登奎到北戴河找林彪谈话，林彪不仅没有悔改表示，反而“消极怠工”，基本上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文件也不看不批，并加紧搞结党营私活动。这就大大增加了毛主席的忧虑。
开始毛主席还是想挽救林彪的，在庐山会议上只打击了“投机分子”陈伯达，间接批判林彪，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但事与愿违，林彪集团顽固地抵制批判，并继续进行宗派阴谋活动。因而毛主席非常担心掌握军权的林彪集团搞分裂活动，因为当时军队是控制和稳定“文化大革命”局面的主要因素。于是，他决定采取“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各地“巡视”，给各地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领导人打呼，说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庐山会议问题的性质是“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只批陈伯达而不触动林彪一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主席希望通过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能帮助当时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认识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严重性，捅开中央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使大家了解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情况，防止党内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而继续跟着林彪一伙人走。毛主席对“由几个人（在庐山会议上）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过”的情况，认为在党内不能再出现。
毛主席南巡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作准备。毛主席在南巡前和南巡讲话中，对林彪仍是坚持“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的危险”。毛主席当时还没有把林彪从党的副主席职务上拿下来的想法。“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还讲过，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员还得让他当。毛主席打算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改组军委领导班子，不能让林彪一伙继续控制军权。这些意图，毛主席打算在南巡中进行宣传和贯彻。
毛主席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主席于8月15日下午1时乘火车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昌。27日晚从武昌动身，抵达长沙。31日中午12时半多离开长沙，晚上9时抵达南昌。9月2日中午饭后离开南昌，3日零点抵达杭州。10日下午4时匆匆由杭州出发，晚上10时前后到达上海。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了14个半小时，于11时中午12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15分钟，毛主席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5分钟；在济南站停车50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主席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20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下午1时10分到达北京丰台站，停留两个多小时，4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主席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25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毛主席在沿途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但都紧扣南巡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历数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分裂，讲“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毛主席每到一地，除了先了解当地工作、生产情况及人事情况以外，着重讲路线斗争及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进行路线教育，然后讲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8月16日，毛主席一到武昌，就在车站找来当时担任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然后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毛主席对刘丰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前，对刘丰等人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长沙讲话中，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50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50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10次。”在讲到庐山会议斗争时，毛主席说：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以外”。
毛主席到南昌，车一停下来，就找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谈话。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到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谈话，在追问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可能是心里有鬼”。毛主席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毛主席对在座的人打招呼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听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在上海，毛主席同王洪文、许世友等人谈话讲述了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在丰台，毛主席对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讲话时，全面系统地讲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庐山会议斗争的性质、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也可能丢掉。”他还说，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三天也讲不完”。“我们党已经有50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10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最后指出：“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主席在武昌第二次同刘丰谈话（8月27日）时，说“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没有点林彪的名，并说这次要保护他；到丰台（9月12日），毛主席说陈伯达后面还有“黑手”，这显然是指林彪。这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南巡沿途中，进一步发现林彪集团在搞更严重的阴谋活动。毛主席在丰台讲话结束前，重述在武昌第一谈话时说的：要全党“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可能是毛主席南巡活动的最大的愿望和要求。
第二，强调全党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他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主席与刘丰第二次谈话时，刘丰主动检讨说，他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心情很沉重”。毛主席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还给刘丰做工作，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这时，刘丰表示：“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毛主席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毛主席离开武昌去长沙，刘丰到车站送毛主席。上车时，毛主席问刘丰看了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上车后，毛主席叫工作人员给了刘丰一份。刘丰还问毛主席：“翻印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并对刘丰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毛主席同随行人员唱完《国际歌》后，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对刘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主席这样做是极有用心的。可是，在毛主席离开武昌到长沙，9月6日李作鹏在武汉接见外宾后，刘丰把毛主席与他两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李作鹏。当天李作鹏回到北京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当晚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8月27日，毛主席到长沙与华国锋、卜占亚等人谈党内路线斗争情况后，又带领在场的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他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然后，他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他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毛主席讲到后两条时，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然后，毛主席叫工作人员找《国际歌》本发给在座的同志，并要他们“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28日，毛主席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讲党内路线斗争历史后，再次强调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