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发展最快的30年，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新闻传播事业也不例外：数量、规模、结构、功能、效益上都有了较大改观。事业的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教育和研究的繁荣。对我们业已做过的研究有一个全面、清晰、客观的把握，不仅可以“以史为鉴”，还可以发现存在哪些不足，找到新的研究的切入点，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更可以使知识系统化、方法科学化，为建构一个成熟的学科打下厚实的基础。
正如一篇论文的文献综述是该文研究问题的历史一样，学术史是某门系统知识和方法的历史。因此，学术史是一个领域、一门学科中的基础研究、必备研究。没有学术史作基础，就无法把握现状，也无法面向未来，学科建设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作为一门科学，新闻学起源于17世纪末德国的一些大学——一些大学生以报纸为对象写作学位论文。但直到1845年，才有了一部新闻学著作——普尔兹著《德国新闻事业史》。（1）此时的中国刚好被迫开启尘封已久的大门，外来的思想和学术随之断断续续地引入进来。
1903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松本君平著《新闻学》一书，新闻学正式传至中国。因此，从源头上来看，中国的新闻学是个舶来品，起步较晚，且屡受政治等外围因素干扰，一直发展缓慢。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学术研究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新闻学研究也开始步入正常化、系统化、学术化和多样化的道路。尽管有曲折，有迂回，但总的目标是朝着增加知识，建构独立学科体系的方向发展的。经过30年的积累，我们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不管是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港台地区同一学科（学门）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新闻传播学仍显得非常年轻、稚嫩，仍处于学科建设的“路上”，这一点想必各位同仁也是心知肚明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新闻传播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新闻传播学术生产空前繁荣：一般学术论文、硕博论文、专著、教材、集刊、课题、报告纷纷面世；各种学术团体、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各类研讨会、交流会此起彼伏。新闻传播俨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科也仿佛一夜之间从“潜学”成了“显学”。但要站在学术的角度，拷问一下我们到底研究了些什么，这些貌似“研究”的诸多成果究竟使该领域的知识增加了多少，可能一时还无从回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似乎非常热衷于新名词的创造、新概念的引进、新理论的介绍、新“学”的创设，以及论文的发表、课题的申请、专著的出版、教材的编写，却把已往的研究置之脑后，想当然地“创新”、“添补空白”，甚至“出奇制胜”。这不仅对知识的增加无任何助益，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了一种浮华不实的学风，贻害无穷。
社会需求的增加给新闻传播学术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任何盲进除了制造学术泡沫外，对知识的增加无任何益处，甚至相反。针对这一状况，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并进行了一些总结和反思，并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如陈力丹归纳了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五大问题：“浮躁心态影响研究质量”、“边缘研究面铺得过广，学科的本体研究缺乏”、“运用现成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对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共同语言的研究项目开发不够”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论文占据学术期刊较大篇幅带来的新问题”。（2）王春泉认为“时髦化与跟风”、“重复讨论浪费资源”、“简单化的非科学实践”是新闻学术研究中的迷思，并认为历史意识的缺乏是导致其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3）类似这种“问题与对策”的讨论不少，但大多不够系统、全面；方法上也不够规范，凭直觉和简单观察做出判断的多，基于对学术研究系统分析再下结论的少。这正凸显了当下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
1.1.2 研究目的
本书旨在系统、全面、客观地梳理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描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及现状，揭示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对其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
“新时期”，首先是一个反映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概念，特指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在文学史等学术史研究中，成为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分期概念。关于其时间上的起点有两种说法，一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即1976年；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即1978年，从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间，是拨乱反正期。有学术史研究者认为，“新时期学术发展的真正起点是1978年”。原因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提倡，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政治基础，学术研究开始从“跟风套话”向实事求是的理论追求转变。学术界开始反对被动跟从政治的“注经”式研究，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的角度、立场，科学的态度、精神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4）笔者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学者独立、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内在、根本保证，舍此，只能成为附庸，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学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字面意义而言，所谓“新时期”的“新”，实际上是指中国开始逐步放弃“斗争”这种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的“主旋律”和思维方式，慢慢转向以建设、发展为主题的阶段。这为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在的保障。
本书以1978年作为“新时期”的起始点，下限为2008年，刚好三十年。文革结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属于拨乱反正期，正规的新闻教育和研究尚未正式启动。新闻传播事业由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开始，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事业得以重新启动。30年来，新闻传播研究取得的发展是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新时期”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说明，1978年以来的新闻传播学术可以从“史”的角度来研究。描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揭示其背后的原因，总结取得的成就，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应是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的基本研究内容。
“系统”、“全面”地研究是指不仅研究由学术成果所展现的学术图景（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而且研究处于特定背景和机制下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效果（自身的体系建构以及与外界的互动），即回答“谁，用什么方法，研究什么，有什么效果”等相关联性的问题群。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1）人是学术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研究者是学术研究的直接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位于真空之中，而是处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机制下，而背景、机制恰恰影响、规约着他们的学术视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一句话，研究主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影响着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生产。（2）虽然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以个体为单位开展的，但学术水平的提高却主要取决于学术共同体（5）的共同努力。因此，研究主体的构成和变化是影响学术研究的关键因素。从构成上看，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者来自不同机构，如高校（教学兼科研机构）、纯科研机构、新闻传播实务机构、主管宣传的党政机关等。服务的机构不同，会使他们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野，对他们的学术产出有一定影响。从变化上看，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成长与独立，也使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3）学术成员的互动是学术共同体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学术争鸣是学术生产、创新的重要对话机制，而专业学术期刊、学会（或研究会）、学术会议正是他们互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及其运行机制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如学术期刊既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又兼具学术评价功能，对学术发展有导向作用；学术团体、学术活动通过组织化将分散的学人集中起来，是学术建制化的一种机制；政府设立研究课题，通过经费资助同样对学术研究起一种导向、规约作用。（4）研究成果以与社会其他系统互动的方式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这既是研究者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又是研究效果的外在表现。就目前的相关研究而言，我们往往只关注学术成果，而忽视了这些成果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以至于无法深入学术生产的机制内部探寻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本书有上述设计，既是要与现有研究相区隔，又是探究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机制的一次尝试。
“客观地”研究是指注重援引学术评价标准，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新闻传播学术现状，尤其是那些被表面的喧嚣所遮蔽的问题。学术评价涉及多种因素，要客观地做出评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产生不久的研究成果来说更是如此。但没有评价，我们对学科、学术的过去、现在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体认，就无法促使我们不断反思、进步。因此，本书在涉及学术评价部分，尽量避免个人的直观感受，而是把目前学术评价的一些做法引进来，做到让事实说话。其中，在梳理、呈现学术成果时，引入和运用了定量方法，通过对其数量特征的分析，揭示其整体面貌和自身特质、问题。我们往往强调对对象“本质”的分析，但看似非常本质的分析实为基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和评价而已。数量也是事物本质的一种表现，通过对数量的科学处理，一样能反映出其本质。
1.2 关键概念界定
1）新闻学、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引入之前，我国学界一直使用“新闻学”这一名称，它指向一个学科，又是高等学校的一个专业。1978年之后，“传播学”被新闻学界系统引入，其概念、理论和方法都令新闻学界有耳目一新之感，并作为一门课程在新闻系开设。1983年厦门大学广告专业改为传播系，“传播”开始在名义上与高等学校专业教育勾连在一起。
1986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确定“新闻传播学”应作为此后主攻的方向。此时的“新闻传播学”这个词汇在结构上属于“正偏结构”，含义大概是“研究新闻如何传播的学问”。1995年，邵培仁著《新闻传播学》出版，一个新概念——“新闻传播学”正式登台，并随着大量同名著作的出版而迅速演化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下属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至此，传播学正式取得了与新闻学同等的学科地位。此时的“新闻传播学”，可以理解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官方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1992年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等）上也用这个称呼。按照这种理解，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不管如何理解，官方正式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传播学在学科建制上已经与新闻学取得了同等地位。
2001年，教育部批准试办传播学本科专业（6），传播学也像新闻学一样开始对应于高等学校的一个专业，虽然其具体办学方向尚不稳定，多为网络传播方向，也有新闻事业经营管理，但其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专业。
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1978年以来，我们所谓的新闻学实际上是与传播学形影相随的。对此，似乎没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二者的关系。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曾对此做过阐述（7），内容却都大同小异。首先，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次，新闻学偏向应用研究，传播学偏向理论研究；再次，新闻学以定性、思辨研究为主，传播学以定量、实证研究为主；最后，新闻学的范畴较小，传播学的范畴较大。当然，1990年代中期曾出现“大众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想法，但时至今日，“取代论”，包括事实上的“取代论”并没有实现，倒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成了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但这并影响它们在学术界“和谐共处”，相安无事。这说明大家虽然都在尽力想把它们区分开来，但确非易事；同时，不进行区分也并不影响其“所指”。
笔者认为，除非专门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否则争论是不必要的。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会在研究之前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可越一步的“雷池”，说这是新闻学研究，所有传播学的东西一概视为高压线，不能碰。据笔者观察，争论的背后是学术评价的问题。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往往认为传播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并以此拒绝承认或贬低新闻学研究。这种戴着有色眼镜进行学术评价的方式引起了新闻学者的反批评和极力辩护，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于是此起彼伏，充斥坊间。实际上，它涉及的深层次的问题是科学与人文之争这个古老的问题，“融合”而不是“取代”是其发展趋势。另外，沉下心去开展实实在在的研究比浮在问题的表面空谈、宏论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