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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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阴晴史》导读上卷(4)

金允植的记录说明,当时朝鲜官员出行普遍坐轿子,而不习惯坐车。即使是在中国很普通的马车,他们也不习惯乘坐。

“十五日,风寒。向晓月蚀。尹五卫将世昌还京。即自京同行人也。入见本官。

十六日,寒。本官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页)

这里,金允植记录了一次天文史上的月蚀现象。这一天是1881年12月6日。

“五卫将“是官名,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都将其定为正一品。这里所说的五卫将尹世昌,是从汉城出发护送金允植等出境的高级官员。金允植再次拜见义州府尹。

“十七日,风寒。与本尹及从事官、官弁登统军亭。山川寥廓,三江成冰。俯观城市之雄,真边门保障之地。但缘栅货零星,日渐萧条矣。大野长风不息,寒凛不可留。

历二宜亭,至府尹衙署。登望宸楼。向夕,还凝香堂。夕,别遣堂上卞元奎、尚部将 率学徒、工匠来到。尚有未到者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页)

原书上有注曰:“统军亭““栅货零星“。

义州在今天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的“新义州“附近,至今仍然是朝鲜的重要城市。“统军亭“的地名至今犹存。

“别遣堂上“是特派的高级官员。其姓名应为卞元圭。原书“卞元圭“与“卞元奎“混用。下文笔者一概改为“卞元圭“。

朝鲜王朝的官职设置仿照中国。按照朝鲜《经国大典》的规定,官员分为正九品与从九品,共十八品。正三品又分为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从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简称“堂上“。从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一般简称“堂下“。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

卞元圭,字大始,号吉云,祖籍草溪。他以别遣堂上的官衔随金允植到中国。1884年以后,为机器局帮办。后任汉城府判尹。

“十八日,学徒安浚追到。便见家书,今月初六日出也。

鸡鸣时有盗。割洞房门欲入之际,仁石惊呼逐出。盗即逸去。遂唤顺得、龙福及奴子辈,燃烛达夜。余亦失睡。“(〔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9页)

原书上有注曰:“盗贼“。

“今月初六日出也“中的“出“是发出的意思。“洞房“就是住房。

金允植所处的年代,朝鲜国内也不太平。义州宿舍应当是警卫森严的,也出现了盗贼。

“十九日,夜雨雪。本官来见。昨日入房偷儿,见捉于捕校云。夜入见本官。

二十日,雪寒。改束渡江之装。

二十一日,寒,本官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见捉“是被捉的意思。

金允植对盗贼没有任何评论。而此次事件足以暴露出当时朝鲜国境内人民生活的贫困。否则,这样容易被捕,盗贼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二十二日,寒。进香使到删(栅。原注)。状启,便付家书。“(〔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状启便付家书“未断句。

看来,义州府尹赵秉世的埋怨确是事实。金允植这一批人马还没出境,高宗派的进香使、判书(其行政级别相当于正部长)洪佑昌一行又到了。

洪佑昌(1819~1890),字幼盛,祖籍丰山。1866年文科别试及第,为副修撰。1875年任东莱府使。1877年与日本管理官近藤真锄签定《朝鲜漂流船只取回约定书》。1880年分别出任刑曹判书、礼曹判书、都总管、判义禁府事、左参赞。1881年为迎接都监提调、陈慰兼进香使。

“二十三日,寒。入见本官。龙川 洪运燮、铁山守尹九成为迎进香使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按照官吏级别,洪佑昌比金允植高多了。洪运燮、尹九成等官员自然也要来迎接。其中也不乏顺便拉关系、逢迎的成分。

“二十四日,寒。进香使渡江状启。便付家书。

余将到湾,上疏言节用事,专拨付上。午时量,进香使一行还渡江。上使洪判书佑昌、副使赵参判昌永、书状官柳校理宗植。一番历访。慰原湿之劳。夜,柳书状来见。

本官遗赆行馔需,本府人金应源助赆行馔,崔司谏德明赠狐皮杜风。“(〔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上有注曰:“进香使洪佑昌一行。“原书“本官、遗赆行馔需“断句有误。

“一番历访“的意思是,逐一拜访。进香使的正使洪佑昌是判书,副使赵昌永是参判。他们的官阶都比金允植高。所以,来回访的只有书状官柳宗植。柳宗植的职位是“校理“,是从五品官。

“原湿“是指渡过鸭绿江时四野空旷、风大浪高、水气很重。“杜风“是类似披风样的衣服。金允植在到达义州之前就向高宗进言,要求朝廷节约出使的费用。现在看来,出使的费用确实给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假如联系现今韩国的政治格局,我们就会发现,金允植等近代文人的担忧,是促进后来的韩国大力减少行政成本的文化动力之一。现今的韩国,并非处处都学美国。起码,在尽量减少行政开支这一方面,金允植等当年的大力主张也起了作用。

“二十五日,寒。三江皆成冰,可渡。

工徒二十八人,选取于京中。十人选取于义州。合三十八人。即天津总督李中堂回咨中指送之数也。

渡江以明日为定。而京工匠三人不来。方日夕苦企,申刻来到。明日行事无碍矣。三人使留湾数日,追到栅门。朝饭后一行会坐,咨文两度及人员数爻查对后,封裹渡江状启。

进香三使来访。

夕,往别洪台丈。“(〔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中“天津总督“指在天津之直隶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给朝鲜留学生的名额是三十八名。

从汉城选拔的三个工匠直到下午很晚才来到。于是让他们在义州休息,然后渡江去追赶大家。约定在栅门(今辽宁凤城县南之边门。见杨昭全等《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第618页,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我国辽宁省地图上有“边门“)会面。

“两度“是两次的意思;“数爻“是数次的意思。后者也包含这么样、那么样的意思。

进香使上使洪佑昌被金允植尊称为“台丈“。

“派员、工匠、通事、随从等名

领选使 金

从事官 尹泰骏

官弁 白乐伦

译官 崔性学

医员 柳钟翕

伴倘 朴泳钰、尹泰驲

学徒 高永喆、李苾善、朴台荣、秦尚彦、尚沄、高永镒、李熙民、金光炼、李昌烈、金台善、赵汉根、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涣、李南秀、李瓒、崔圭汉、安应龙(义州人。原注)、朴永祚(义州人。原注)、金声(永柔人。原注)、崔志亨(义州人。原注)、金德弘(京城人。原注)、郑在圭(铁山人。原注)、金成孙(义州人。原注)。

工匠 金元永、河致淡、皮三成、韩得俊、金圣元、洪万吉、黄贵成、张荣焕、宋景和(义州人。原注)、金兴龙、崔同顺、金泰贤、朴奎性。

别遣堂上 卞元圭

堂下 李根培

通事 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

随从 顺得、仁锡、学甫、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长孙、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柞、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

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10页)

原书上有注曰:“领选使一同名单“。

从该名单可见,金允植所带领的是一个近百人的庞大队伍。有姓名者是六十九人,还有些奴子与随从,没有进入名单。其中的学徒和工匠合起来是三十八人。

其中的伴倘尹泰 是从事官尹泰骏的庶弟。金允植在壬午年五月初二日日记里有交代。朝鲜王朝对于正庶的区分是十分严格的。尹泰骏庶出的弟弟不仅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不能出任官职。此次出使中国,尹泰 只能充当哥哥的伴倘,也就是陪伴者。

“二十六日,风寒。今日将发行。而栅门站远,(自义州至栅门一百二十里。原注)鸡鸣而起。出雪柳馆。本官昨日来宿,为饮饯地也。从事官、官弁皆来会。各房侍妓,亦出饯。

饮酒罢,辞别下江头,一望冰合,积雪铺地,不辨水陆。

渡中江,即大国界也。有甲军瞭望所。

渡三江,历九连城。寒气凛冽,朔风如刀。比诸龙湾以东气候,大不相同。自此至栅门,素禁民居,为空旷之地。中国近因流民杂处,恐生他虞,创设安东县以治之。沿路略有民家,田多耕垦久弃之土,颇为肥沃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页)

原书上有注曰:“栅门““安东县““栅门“。最后的“栅门“当是误植之字。

原书“各房侍妓、亦出饯饮酒罢、辞别下江头“断句有误。

原书“创设安东县、以治之“断句有误。

原书“田多耕垦、久弃之土“断句有误。

九连城现属丹东市振东区。

从金允植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中国与朝鲜就是以鸭绿江的中间为界的。“渡中江,即大国界也。“语气十分肯定。清朝安东县的设置,完全是为了对付朝鲜流民的,金允植不肯说明。而只是说“流民杂处“。实际上,是中国与朝鲜的流民杂处。

“石山站五十里,义州厨吏来此供馈而去。

有商人尚玉榛者来见,剌剌语。语不可晓。以手画席,仅通姓名。

饭后发行,风寒越紧,重裘无用。得古诗一联云:朔风如刀透重裘,行人相视不能语。

沿路骡车相属。极边荒杳之地,不知输去何处?或云新居民户,贸谷种于内地。似或然矣。

日暮入栅门,舍于□□(原书此处缺二字。笔者)生,炕暖窗净,颇宜调病。义州人每于门开时,僦贳房屋,卖饭于我人往来者。烹饪咸适。故姑无出疆之苦。

夜以感冒苦痛。一行或有来到者。今日行一百二十里。“(〔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页)

原书“有商人尚玉榛者、来见剌剌语“断句有误。

金允植对于越境的朝鲜人在栅门所做的非法生意,也不置一词:“义州人每于门开时,僦贳房屋,卖饭于我人往来者。烹饪咸适。故姑无出疆之苦。“实际上,朝鲜人此时所做的生意是非法的。在以前的“燕行录“里就有记载。“僦贳“的意思是租赁。

这一天是高宗十八年辛巳(清光绪七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881年12月17日。从现在起,金允植一行是在中国境内。

金允植吟唱的诗歌虽然只有两句,却十分传神:“朔风如刀透重裘,行人相视不能语“。

金允植此次中国之行,还有许多诗歌唱和,可惜大多散失了。《云养集卷三·析津于役集》叙述说:“辛巳九月,余以领选使率学徒工匠西赴清国天津。深冬趱程,无以游历吟赏。时间有与行中诸人唱和之什而已。到津至回国后,凡事系天津及与清国人赠答者,辑成一卷。命之曰《析津于役集》。后被人借去见失。距今三十余年。浑忘不记。其可记者,不过若干首。遂录之以存鸿泥之迹。“后来,占领了汉城的日本人在整理这些诗歌时,把它改名为《天津于役集》。金允植的歌咏,包括了他在朝鲜国内和出国以后在中国境内的作品,也包括了他回到朝鲜境内的诗歌作品。此次出使,金允植进入中国境内后有不少诗歌作品,现存有《宿栅门》《辽东白塔》《安市城吊古》《黄旗堡》《古卢龙塞》《古右北平》《夷齐庙》《沈阳》等。其余皆散失了。

“二十七日,寒。通词郑麟兴昨日(自。原注)凤城来言,以天津所来凭票,初由海路。今改旱路,凤城将尚未见改路云文,不可押印于凭票。且节别使行,例有情费银千两。此次创行,故并不齑情。彼又以此为言云。可闷。

栅门商人辈,迭来窥见。请买己货。就中白宝卿、姚海臣、何子余颇解文字。皆山东人也。余问,“此处商贩有利?“答云,“微少之极“。余曰:“自弊(通“敝“。笔者)邦两处开港,门货多不市。果然否?“答,“情因贵国与东洋通商,故此地商贩减少矣“。余曰,“势所固然。“

又有赫文会者,自言亲大爷方任皇城武官,二品云。而极卤(通“鲁“。笔者)莽,不解文字。

安州所付拨便回。得二十日出家书。浑室无故。四兄主率来养儿于平邱族人家,年九岁。凡百合意云。可幸。三铨尚未出代,四兄主拜礼议。鞫厅罪人骥泳、鼎镐、哲求凌迟处死,行孥戮破潴之典,其余尚未究竟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12页)

原书上有注:“情费银““栅门商况““安骥泳等处刑“。

原书“凤城将尚未见改路云、文不可押印于凭票“断句有误。

安骥泳(1819~1881),字德步,祖籍顺兴。1857年文科及第,后为巡抚营从事官。1871年任南阳郡守。1881年,因为准备起事推翻高宗,拥戴李载先为国君,被定为“大逆不道罪人“。这里,金允植记载的就是安骥泳被处死的事情。

当时的朝鲜使节预先要从中国方面得到“凭票“才可以进入中国国境。“凭票“类似于今日之“签证“。金允植等从天津得到的是从海路进入的凭票,而他们却从陆路上进入国界。凤城将军不给盖章是理所当然的。此次朝鲜使节改路线,又由通事专程到北京向礼部报告,并得到了礼部的认可。(见金允植本年十一月初五日记录)至于金允植所注意的“情费银“,一方面是朝鲜使节给凤城将军的礼品,一方面也是他们在中国的开销。朝鲜使节进入中国以后,其在山海关外的沿途护送是由东北军人负责的。

金允植很蔑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他见到的赫文会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自言亲大爷方任皇城武官,二品云“。其中的“亲大爷“三字,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