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的记录说明，当时朝鲜官员出行普遍坐轿子，而不习惯坐车。即使是在中国很普通的马车，他们也不习惯乘坐。
“十五日，风寒。向晓月蚀。尹五卫将世昌还京。即自京同行人也。入见本官。
十六日，寒。本官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页）
这里，金允植记录了一次天文史上的月蚀现象。这一天是1881年12月6日。
“五卫将“是官名，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都将其定为正一品。这里所说的五卫将尹世昌，是从汉城出发护送金允植等出境的高级官员。金允植再次拜见义州府尹。
“十七日，风寒。与本尹及从事官、官弁登统军亭。山川寥廓，三江成冰。俯观城市之雄，真边门保障之地。但缘栅货零星，日渐萧条矣。大野长风不息，寒凛不可留。
历二宜亭，至府尹衙署。登望宸楼。向夕，还凝香堂。夕，别遣堂上卞元奎、尚部将 率学徒、工匠来到。尚有未到者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页）
原书上有注曰：“统军亭““栅货零星“。
义州在今天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的“新义州“附近，至今仍然是朝鲜的重要城市。“统军亭“的地名至今犹存。
“别遣堂上“是特派的高级官员。其姓名应为卞元圭。原书“卞元圭“与“卞元奎“混用。下文笔者一概改为“卞元圭“。
朝鲜王朝的官职设置仿照中国。按照朝鲜《经国大典》的规定，官员分为正九品与从九品，共十八品。正三品又分为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从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简称“堂上“。从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一般简称“堂下“。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
卞元圭，字大始，号吉云，祖籍草溪。他以别遣堂上的官衔随金允植到中国。1884年以后，为机器局帮办。后任汉城府判尹。
“十八日，学徒安浚追到。便见家书，今月初六日出也。
鸡鸣时有盗。割洞房门欲入之际，仁石惊呼逐出。盗即逸去。遂唤顺得、龙福及奴子辈，燃烛达夜。余亦失睡。“（〔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9页）
原书上有注曰：“盗贼“。
“今月初六日出也“中的“出“是发出的意思。“洞房“就是住房。
金允植所处的年代，朝鲜国内也不太平。义州宿舍应当是警卫森严的，也出现了盗贼。
“十九日，夜雨雪。本官来见。昨日入房偷儿，见捉于捕校云。夜入见本官。
二十日，雪寒。改束渡江之装。
二十一日，寒，本官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见捉“是被捉的意思。
金允植对盗贼没有任何评论。而此次事件足以暴露出当时朝鲜国境内人民生活的贫困。否则，这样容易被捕，盗贼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二十二日，寒。进香使到删（栅。原注）。状启，便付家书。“（〔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状启便付家书“未断句。
看来，义州府尹赵秉世的埋怨确是事实。金允植这一批人马还没出境，高宗派的进香使、判书（其行政级别相当于正部长）洪佑昌一行又到了。
洪佑昌（1819～1890），字幼盛，祖籍丰山。1866年文科别试及第，为副修撰。1875年任东莱府使。1877年与日本管理官近藤真锄签定《朝鲜漂流船只取回约定书》。1880年分别出任刑曹判书、礼曹判书、都总管、判义禁府事、左参赞。1881年为迎接都监提调、陈慰兼进香使。
“二十三日，寒。入见本官。龙川 洪运燮、铁山守尹九成为迎进香使来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按照官吏级别，洪佑昌比金允植高多了。洪运燮、尹九成等官员自然也要来迎接。其中也不乏顺便拉关系、逢迎的成分。
“二十四日，寒。进香使渡江状启。便付家书。
余将到湾，上疏言节用事，专拨付上。午时量，进香使一行还渡江。上使洪判书佑昌、副使赵参判昌永、书状官柳校理宗植。一番历访。慰原湿之劳。夜，柳书状来见。
本官遗赆行馔需，本府人金应源助赆行馔，崔司谏德明赠狐皮杜风。“（〔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上有注曰：“进香使洪佑昌一行。“原书“本官、遗赆行馔需“断句有误。
“一番历访“的意思是，逐一拜访。进香使的正使洪佑昌是判书，副使赵昌永是参判。他们的官阶都比金允植高。所以，来回访的只有书状官柳宗植。柳宗植的职位是“校理“，是从五品官。
“原湿“是指渡过鸭绿江时四野空旷、风大浪高、水气很重。“杜风“是类似披风样的衣服。金允植在到达义州之前就向高宗进言，要求朝廷节约出使的费用。现在看来，出使的费用确实给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假如联系现今韩国的政治格局，我们就会发现，金允植等近代文人的担忧，是促进后来的韩国大力减少行政成本的文化动力之一。现今的韩国，并非处处都学美国。起码，在尽量减少行政开支这一方面，金允植等当年的大力主张也起了作用。
“二十五日，寒。三江皆成冰，可渡。
工徒二十八人，选取于京中。十人选取于义州。合三十八人。即天津总督李中堂回咨中指送之数也。
渡江以明日为定。而京工匠三人不来。方日夕苦企，申刻来到。明日行事无碍矣。三人使留湾数日，追到栅门。朝饭后一行会坐，咨文两度及人员数爻查对后，封裹渡江状启。
进香三使来访。
夕，往别洪台丈。“（〔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页）
原书中“天津总督“指在天津之直隶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给朝鲜留学生的名额是三十八名。
从汉城选拔的三个工匠直到下午很晚才来到。于是让他们在义州休息，然后渡江去追赶大家。约定在栅门（今辽宁凤城县南之边门。见杨昭全等《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第618页，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我国辽宁省地图上有“边门“）会面。
“两度“是两次的意思；“数爻“是数次的意思。后者也包含这么样、那么样的意思。
进香使上使洪佑昌被金允植尊称为“台丈“。
“派员、工匠、通事、随从等名
领选使 金
从事官 尹泰骏
官弁 白乐伦
译官 崔性学
医员 柳钟翕
伴倘 朴泳钰、尹泰驲
学徒 高永喆、李苾善、朴台荣、秦尚彦、尚沄、高永镒、李熙民、金光炼、李昌烈、金台善、赵汉根、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涣、李南秀、李瓒、崔圭汉、安应龙（义州人。原注）、朴永祚（义州人。原注）、金声（永柔人。原注）、崔志亨（义州人。原注）、金德弘（京城人。原注）、郑在圭（铁山人。原注）、金成孙（义州人。原注）。
工匠 金元永、河致淡、皮三成、韩得俊、金圣元、洪万吉、黄贵成、张荣焕、宋景和（义州人。原注）、金兴龙、崔同顺、金泰贤、朴奎性。
别遣堂上 卞元圭
堂下 李根培
通事 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
随从 顺得、仁锡、学甫、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长孙、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柞、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
右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10页）
原书上有注曰：“领选使一同名单“。
从该名单可见，金允植所带领的是一个近百人的庞大队伍。有姓名者是六十九人，还有些奴子与随从，没有进入名单。其中的学徒和工匠合起来是三十八人。
其中的伴倘尹泰 是从事官尹泰骏的庶弟。金允植在壬午年五月初二日日记里有交代。朝鲜王朝对于正庶的区分是十分严格的。尹泰骏庶出的弟弟不仅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不能出任官职。此次出使中国，尹泰 只能充当哥哥的伴倘，也就是陪伴者。
“二十六日，风寒。今日将发行。而栅门站远，（自义州至栅门一百二十里。原注）鸡鸣而起。出雪柳馆。本官昨日来宿，为饮饯地也。从事官、官弁皆来会。各房侍妓，亦出饯。
饮酒罢，辞别下江头，一望冰合，积雪铺地，不辨水陆。
渡中江，即大国界也。有甲军瞭望所。
渡三江，历九连城。寒气凛冽，朔风如刀。比诸龙湾以东气候，大不相同。自此至栅门，素禁民居，为空旷之地。中国近因流民杂处，恐生他虞，创设安东县以治之。沿路略有民家，田多耕垦久弃之土，颇为肥沃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页）
原书上有注曰：“栅门““安东县““栅门“。最后的“栅门“当是误植之字。
原书“各房侍妓、亦出饯饮酒罢、辞别下江头“断句有误。
原书“创设安东县、以治之“断句有误。
原书“田多耕垦、久弃之土“断句有误。
九连城现属丹东市振东区。
从金允植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中国与朝鲜就是以鸭绿江的中间为界的。“渡中江，即大国界也。“语气十分肯定。清朝安东县的设置，完全是为了对付朝鲜流民的，金允植不肯说明。而只是说“流民杂处“。实际上，是中国与朝鲜的流民杂处。
“石山站五十里，义州厨吏来此供馈而去。
有商人尚玉榛者来见，剌剌语。语不可晓。以手画席，仅通姓名。
饭后发行，风寒越紧，重裘无用。得古诗一联云：朔风如刀透重裘，行人相视不能语。
沿路骡车相属。极边荒杳之地，不知输去何处？或云新居民户，贸谷种于内地。似或然矣。
日暮入栅门，舍于□□（原书此处缺二字。笔者）生，炕暖窗净，颇宜调病。义州人每于门开时，僦贳房屋，卖饭于我人往来者。烹饪咸适。故姑无出疆之苦。
夜以感冒苦痛。一行或有来到者。今日行一百二十里。“（〔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页）
原书“有商人尚玉榛者、来见剌剌语“断句有误。
金允植对于越境的朝鲜人在栅门所做的非法生意，也不置一词：“义州人每于门开时，僦贳房屋，卖饭于我人往来者。烹饪咸适。故姑无出疆之苦。“实际上，朝鲜人此时所做的生意是非法的。在以前的“燕行录“里就有记载。“僦贳“的意思是租赁。
这一天是高宗十八年辛巳（清光绪七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881年12月17日。从现在起，金允植一行是在中国境内。
金允植吟唱的诗歌虽然只有两句，却十分传神：“朔风如刀透重裘，行人相视不能语“。
金允植此次中国之行，还有许多诗歌唱和，可惜大多散失了。《云养集卷三·析津于役集》叙述说：“辛巳九月，余以领选使率学徒工匠西赴清国天津。深冬趱程，无以游历吟赏。时间有与行中诸人唱和之什而已。到津至回国后，凡事系天津及与清国人赠答者，辑成一卷。命之曰《析津于役集》。后被人借去见失。距今三十余年。浑忘不记。其可记者，不过若干首。遂录之以存鸿泥之迹。“后来，占领了汉城的日本人在整理这些诗歌时，把它改名为《天津于役集》。金允植的歌咏，包括了他在朝鲜国内和出国以后在中国境内的作品，也包括了他回到朝鲜境内的诗歌作品。此次出使，金允植进入中国境内后有不少诗歌作品，现存有《宿栅门》《辽东白塔》《安市城吊古》《黄旗堡》《古卢龙塞》《古右北平》《夷齐庙》《沈阳》等。其余皆散失了。
“二十七日，寒。通词郑麟兴昨日（自。原注）凤城来言，以天津所来凭票，初由海路。今改旱路，凤城将尚未见改路云文，不可押印于凭票。且节别使行，例有情费银千两。此次创行，故并不齑情。彼又以此为言云。可闷。
栅门商人辈，迭来窥见。请买己货。就中白宝卿、姚海臣、何子余颇解文字。皆山东人也。余问，“此处商贩有利？“答云，“微少之极“。余曰：“自弊（通“敝“。笔者）邦两处开港，门货多不市。果然否？“答，“情因贵国与东洋通商，故此地商贩减少矣“。余曰，“势所固然。“
又有赫文会者，自言亲大爷方任皇城武官，二品云。而极卤（通“鲁“。笔者）莽，不解文字。
安州所付拨便回。得二十日出家书。浑室无故。四兄主率来养儿于平邱族人家，年九岁。凡百合意云。可幸。三铨尚未出代，四兄主拜礼议。鞫厅罪人骥泳、鼎镐、哲求凌迟处死，行孥戮破潴之典，其余尚未究竟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12页）
原书上有注：“情费银““栅门商况““安骥泳等处刑“。
原书“凤城将尚未见改路云、文不可押印于凭票“断句有误。
安骥泳（1819～1881），字德步，祖籍顺兴。1857年文科及第，后为巡抚营从事官。1871年任南阳郡守。1881年，因为准备起事推翻高宗，拥戴李载先为国君，被定为“大逆不道罪人“。这里，金允植记载的就是安骥泳被处死的事情。
当时的朝鲜使节预先要从中国方面得到“凭票“才可以进入中国国境。“凭票“类似于今日之“签证“。金允植等从天津得到的是从海路进入的凭票，而他们却从陆路上进入国界。凤城将军不给盖章是理所当然的。此次朝鲜使节改路线，又由通事专程到北京向礼部报告，并得到了礼部的认可。（见金允植本年十一月初五日记录）至于金允植所注意的“情费银“，一方面是朝鲜使节给凤城将军的礼品，一方面也是他们在中国的开销。朝鲜使节进入中国以后，其在山海关外的沿途护送是由东北军人负责的。
金允植很蔑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他见到的赫文会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自言亲大爷方任皇城武官，二品云“。其中的“亲大爷“三字，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