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位于印度的东北部，是印度最大的邻国。比起其他众多小的邻国，人口和面积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的中国长期以来被印度视为其安全与外交上不可忽视的因素。的确，与中国对印度的淡漠态度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在印度人、特别是在政治精英的眼中，中国一直是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政策、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对待这样一个邻国，尼赫鲁也曾试图将其视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可以团结的“兄弟”。不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尼赫鲁对西藏的态度和在边界地区实行的“前进政策”却将一个“团结的对象”变成了战场上的敌人。战场上的失败使印度人将中国列入安全威胁的行列，也使他们看待中国时带有感情的成分。40多年来，虽然一些印度的分析家们力求客观地看待中国，还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以本来面目。需要指出的是，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印度的国防分析家没有完全否定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中国与印度有着共识，并主张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甚至一些人还建议在某些政策上印度模仿中国，如与美国关系、核政策等方面。但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有着不小的市场，舆论也多多少少被一种“中国疑虑症”所缠绕。多年来，印度媒体不时出现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1998年，费尔南德斯的言论就集中体现了印度精英们对中国挥之不去的疑虑，他所表达的内容也反映了这种疑虑的主要方面。第一，边界问题。中印边界战争使印度面临腹背受敌的战略处境，西北部是宿敌巴基斯坦，东北部是中国。虽然1962年战争后两国间除1986―1987年在东段的桑多洛河谷发生的比较激烈的摩擦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印度仍对中国不放心并加紧边界地区的军事建设和部署。一些印度人还把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与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越南等国签署了解决边界分歧的协定，唯独不愿与印度有所突破，并以此作为中印关系的进展仅为“控制冲突”根据。
另外，印度还担心中国插手东北部一些地区的反政府活动。第二，核武器威胁。印度人认为在常规力量与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对印度没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边界地区，印度甚至超过中国。但从整体军事力量来看，尤其是核武器与导弹的发展上，中国无疑走在前面，而且中国还在继续发展。中国拥有290万―世界第一大陆军，在朝鲜战争、中苏战争中显示了这支军队的意志与实力。中国的核方面也已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打击力量。目前，中国的核武器的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印度国土，而印度射程最长的“阿格尼二型”导弹还打不到北京。虽然核试验后，印度已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但要赶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对印度来说，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对印度的长远安全利益构成了最紧迫、最严峻的威胁。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把印度的核计划与核政策与中国挂钩，他们认为，“印度的核计划主要源于中印关系”。近几年，一些印度人更指责中国在西藏部署了针对印度的导弹，对印度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这一指责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一些印度分析家仍坚持这些导弹“在政治和心理上对印度的影响不能低估。
第三，中国通过加强与其他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抗衡印度，并将它的在安全上的注意力集中在南亚地区内部，从而减轻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压力。印度认为，中国从中印战争后就开始与巴军事合作，以弥补巴国防力量与印度实力上的差距。在1965年和1971年，中国两次印巴战争中在中印边界上给印度以压力，以配合巴基斯坦的行动。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逐渐调整政策，从公开支持巴基斯坦转向比较中立态度，但自20世纪70年代向巴转让核与导弹部件及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巴抵消印度的常规力量优势和核计划。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加强了与缅甸军政府的交往，并在其所属的Coco岛和Hyunghai岛上设立雷达站及其他设施，把军力投射至孟加拉湾，以监视印度在印度洋的行动。不仅如此，中国还一直支持尼泊尔等其他南亚小国对印度的抵制。据此，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试图对印度实施战略上的包围。换句话说，尽管巴基斯坦是印度现实而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中国无疑是潜在的、更严重的威胁。这种看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在世界上经济与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印度的“民族主义”的抬头而日益流行。有人预测，随着中国整体军事实力的增长及“深海”海洋战略的实施，中国海军不可避免地要向印度洋扩展，这无疑会对印度的传统势力范围形成威胁。综合以上看法，印度普遍认为，近年来，虽然中印关系得到了改善，但其未来会出现地缘战略上的对抗，至少是竞争的局面。
应该指出，印度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对印度安全上的疑虑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而非把中国作为其实实在在的威胁。更确切地说，印度与其是担心中国对印度安全的威胁，不如说是印度对过去20年来本身的战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国经济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提高而造成的中印实力与影响力差距的加大感到“不舒服”的反映。毋庸讳言，经历过1962年边界战争和冷战期间中印在边界地区的偶发小冲突，印度对中国存在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中国愿意与印度和平相处，没有也不想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任何挑战；即使在1964年掌握了核武器后，中国从没有向印度进行过核讹诈、核威胁；冷战结束后又积极促进中印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南亚政策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印度安全的担忧。事实上，在一段时期印度官方也没有公开提及“中国威胁”。现为美国政府印度问题顾问的阿什利？泰利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印度的核试验、发展核威慑及加速其久拖不决的常规力量的现代化进程经常使人得出结论说新德里现在视北京是国家安全‘清楚和现实的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在印度首都无论是个人、还是思想库或者学术团体到处可以听到中国威胁有多么严重的声音。但是，这些指责通常要么根据西方有关北京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核与导弹项目和在缅甸的活动的报道，要么是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一种远期的担心，害怕中国实力在各个领域都大大超过印度时反过手来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一个没有受到充分认识的事实是，在基本的安全方面，印度实际上还相对强于中国”。美国著名的南亚问题专家史蒂夫？科恩就认为，在印度，“如有任何疑虑存在，那就来源于中国比印度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他任职前给《外交事务》季刊所写的文章中也承认，“中国的崛起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持续紧张使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印度极为麻烦的一段时期”。
概括起来，印度的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人口大国，军事大国，土地面积也不小，但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却远赶不上中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被视为地区性大国。而印度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南亚地区，这与印度本身的实力不相符。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失去苏联的战略支撑，印度一度为其地位被边缘化而倍感失落。而中国也不把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看待，印度人认为，在中国人眼中，只有美、俄、中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这使印度感到不舒服。
（2）冷战结束后，两个超级大国对南亚争夺告一段落，这本来是印度南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与提升的大好机会，但印度争当地区、甚至是世界大国的雄心却被与巴基斯坦无休止的对抗所禁锢，无法脱身。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果正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发展，中印之间实力的距离明显拉大。印度对此产生忧虑，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这种忧虑尤其明显，因为当时的印度正处于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发展停滞时期。
（3）在1998年核试验之前，印度由于长期坚持核门槛政策，并与巴基斯坦进行隐蔽的核竞赛，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而此时，中国正积极加入到国际军备控制体制中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作为核国家的负责任态度受到广泛肯定；而印度仍置身于国际军控体制之外，并对一些条约持批评态度，有时甚至阻挠条约的达成，这无疑损害了其在多边外交领域的形象。另外，在核问题上，特别是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和签约问题上和1998年印度核试验问题上，印度认为中印之间的立场极其对立，中国有时还带头发起对印度的指责。
三、结论
中印两国，一个被称为“崛起的大国”（rising power），一个被称为“正在出现的大国”（emerging power），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两国力量的增长而增长。因此，两国关系越来越受到瞩目。一个成熟与稳定的关系需要两国人民客观而现实地看待对方。从中国的角度讲，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人祛除偏见和固有的模式，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去看印度；从“漠视”到“正视”我们身边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理由是：第一，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军事实力的增长已经不允许我们仅仅从边界、西藏的角度审视印度。的确，印度的导弹能力、航天技术的迅速提高预示着它对中国安全的意义将会超越局部（西南边陲）的地理界限。阿格尼系列导弹的射程已经达到2500公里。印度军方已经明确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会试验远程弹道导弹。第二，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的提升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一方面，美国在拉拢印度，使其成为自己推行亚洲政策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印度也向美国靠拢，在一些有关国际安全的问题上，如：美国的导弹防御，反恐问题上都力图取悦于美国。虽然，目前印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要保持国家决策的独立性，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中，与美国搞某种形式的同盟关系的观点颇有一些市场。不管美印关系会走多远，我们的战略家们都应该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并寻求适当、适时的对策。应该超越“睦邻”的概念，用战略的眼光看待印度。第三，近年来，印度将战略视线扩展到南亚之外。它的“向东看”战略，与日本等国的合作，加强海军军事部署及与台湾接触等动作都值得关注。与之相联系，印度对华战略的着眼点也在试图超越边界和西藏问题，把目光放在更广的范围内。这里并不是在宣传“印度威胁论”，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印度的一些动作的意图完全是针对中国。
从印度的角度讲，40年前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使一些印度人看中国时多了一份感情色彩，进而对中国持疑虑和不信任。这也妨碍了印度人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一些人也加入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队伍中来。其间，印度领导人在1998年核试验前后不时流露出的“中国威胁论”与近年来中印关系显著改善的积极势头是不相称的，也不能反映印度许多防务人士的真正想法。实际上，印度主流观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惧怕中国，但“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核试验前后却被领导人和分析家挂在口头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招来中国人对印度动机的怀疑。
综上所述，中印双方只有客观、现实地看待、判断对方，才会制定正确的政策抉择，中印关系也才能得到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本文为2003年12月，参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印研究机构圆桌会议提交的论文。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南亚地区的核问题与安全。参与撰写的著作有：《南亚政治与经济发展研究》、《Arms Control in South Asia after the TestBan》（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等。
中国的南亚政策：平衡与稳定作用
赵干城
中国的南亚政策是由它的周边战略决定的，形成中国周边战略的基础是中国对其紧邻地区的发展与趋势的判断。自中国新一届领导层2002年10月形成以来，维护周边稳定的“以邻为伴”政策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点，这涉及中国对周边地区的两个基本判断：其一是中国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对邻国是有利的；其二是中国的发展需要邻国。在这个背景下考察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尽管南亚地区算不上中国周边战略的头号重点，但该地区对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仍具相当的重要性，这既有历史遗留的因素，也有现状的发展涉及的利害关系。因此就有必要回顾某些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针对次大陆迅速变化的形势，寻求新的见解，旨在考察中国是否有可能在那里发挥一种合适的作用，以及中国是否应更积极地参与南亚地区的事务。
一、地缘政治与历史遗留因素
中国的南亚政策是在中印间出现西藏问题时才逐渐形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伊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派遣军队和平入驻西藏，对此新德里感到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应对。根据印度学者的研究，在印度决策者中关于如何对付中国有过激烈的辩论。如现已出任印度外长的纳塔瓦？辛格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后回顾印度的处理方式时所说的：“我们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领土问题，它的核心是我们如何运作与控制我们的外交政策。”印度对华政策的运作与控制或许应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其焦点是西藏的主权问题，印度不承认中国拥有这个主权。对中国来说如何来理解印度的政策确实是一个问题。大部分中国人觉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没有问题的，尽管也有不少中国的政治精英懂得自大清帝国濒临崩溃以来，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直受到严酷的挑战。当然印度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后在西藏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似乎并不认为这就可以构成印度挑战中国的主权，换言之，在任何情况下印度也没有可能提出类似的主张。因此令中国关注的是印度的动机。
印度的动机也许必须放到地缘政治的层面上分析。自第一次印巴战争后，就印度的国家安全而言，它的西部边境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触及印度的这个敏感点，但北京决定派军队和平入驻西藏，这从印度看来，是改变了地缘政治形势。根据印度方面解密的文件，当时新德里的决策者对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内政部长帕特尔所说的：“我们（印度人）所了解的西藏消失了，中国的扩张到了我们的家门……中国不再分裂，而是统一强大的，在北部和东北部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展开……虽然西面和西北面对安全的威胁仍如以前那样突出，但在北面和东北面已形成了新的威胁。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印度的防御必须同时集中在两条战线。”把成立伊始的新中国视为对印度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这里面含有一些新的东西，似乎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评估，而不是历史推演的逻辑。
从历史关系上看，中印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并不是亲密的邻邦，虽然印度人与西藏人的交往确实是比较密切的。就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而言，双方都没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种现象的好处是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不那么强烈，因而也就较易建立起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否互利则可不论。但现代国际政治提供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前景，其中地缘政治算计往往在民族国家的战略考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印度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可能对印度构成潜在的甚至是现实的威胁，正是因为印度坚信这样一个中国将和印度争夺什么东西。这个观点源自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即民族国家互相间总要争夺什么。中国向西藏派驻军队在印度恐怕就是这样解读的。
在西藏地位上与印度的分歧促使中国形成了它的南亚政策。印度坚持中国对西藏不拥有主权迫使中国从一个新的局面看印度。虽然当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东面，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会忽视其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该地区正是和南亚国家在陆地上接壤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决定重新构筑外交政策并产生了后来被称之为“一边倒”的方针加入苏联阵营时，中国仍然努力要与南亚国家结为伙伴。该政策的出发点是中国认为像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也是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地位的国家，而中国的最大敌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可以建立某种准盟友的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尽管如何确定南亚国家的性质在内部是有争论的。因此，印度抗议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和平入驻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此外，第一次印巴战争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形势，即印度在该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评估，印度的行为引起了警惕。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中国和印度有可能面临类似的局面，那就是如果双方关系处理不当，都将有来自两条战线的压力。对印度来说，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对中国来说，是东面的由美国领导的东南亚及台湾和西面的印度。这是中印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和解的大背景，其高潮是1954年6月28日周恩来―尼赫鲁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与印度和解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的南亚政策的基础，目标是与南亚国家合作，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对印度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长期以来，中国把南亚视为受尽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地区，和中国受到的屈辱是一样的。第一代印度领袖因而被认为是反帝反殖的英雄，无论独立后的印度国家性质究竟是什么。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暴露前，中国的政策考量并无地缘政治的算计。亦由于同样的逻辑，如印度领导人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也不愿承受同时在两条战线面对敌人。所以，中国虽然怀疑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不接受印度声称的所谓印度在西藏的传统特权，但中国仍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与印度和解，与印度签署了相应的协议以解决争端，令印度得以保留在拉萨的商务代表，印度与西藏的传统交往及印度的特殊影响也得到了尊重。随着周恩来―尼赫鲁联合声明的公布，中国的南亚政策亦逐渐明确，旨在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合作。显然，第一次印巴战争的阴影没有影响中国对该地区的看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反映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宗旨。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和平共处因中印边界争端受到严重挑战，导致中国全面审视其南亚政策。边界冲突后中印间的对立提供了新的政治地图，其中地缘政治因素在双方的决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回顾此段历史，也许可以说，尽管中国在冲突中并不是输的一方，但从力量对比的均势意义上说，整个形势或许对印度更有利些，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理由显然都更支持印度了，而中国也较前更孤立了。这种形势迫使中国重新审视其以中印关系为核心的南亚政策，其结果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的地位突出起来，而中巴在1963年划定边界的事实更坚定了中国的南亚战略，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真正盟友。政治地图因而绘成，其影响甚至今天都仍然能够感受到。
历史遗留的因素，就中国的南亚政策而言，包括了诸多东西，如印度对边界冲突的情绪，印度对中巴关系的怀疑，中国对印度称霸次大陆和印度洋的疑心，巴基斯坦担心被大国的游戏夹在中间等等。对中国的南亚政策的挑战因而又回到老的但似乎仍未解决的问题：如何争取与所有南亚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其中也仍然涉及如何评估印度在本地区的作用与地位。
二、后冷战时期：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冷战的结束给南亚地区带来了重大变化。由于美苏相继退出该地区，以及中印的和解，原有的均势不复存在。虽然整体上大国在对南亚政策方面的趋势是积极的，但新的形势并不一定有利于创造持久和平与稳定。事实上，安全形势在20世纪90年代是恶化了，主要的威胁包括传统和非传统两方面，前者可以卡吉尔冲突为代表，后者则是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既发生在南亚国家内部，也来自于地区之外。基于地理的和民族的双重原因，中国根本无法置身于南亚地区发生的事件之外。因此，在南亚地区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调整南亚政策的必要性在上升。
首先，南亚与中国的西南边疆紧邻，而中国边疆地区分裂主义势力有猖獗之势，与外部势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并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各种双边协议的签署，一些传统的分歧，如边界划分等逐渐淡化，但非传统的威胁却在上升，这正是中国与南亚国家需要共同防范的。在这方面，传统的均势游戏是无法应对的。换言之，中国的南亚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维护和促进稳定，这是为一个国内目标服务的，即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从这一点出发，中印和解必须被视为一个逻辑的发展。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在巩固中巴传统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中印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全面的南亚政策，旨在争取南亚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以使中国能够与南亚主要国家开展更多的合作。
第二，印巴争端一直是南亚地缘政治游戏的触发器，该争端仍未得到解决。1998年双方的核试验及随之而来的武器化使地区安全面临新的升级危险。也许可以说恐怖平衡未尝不是防止冲突升级的手段，但对中国的南亚政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制定出一项可持续的政策使中国能够在地区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与印巴两国的合作。作为第三方，中国恐怕无法直接卷入印巴争端，但作为两国最大的邻国，那里如发生大规模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简而言之，南亚如有核冲突，中国大概是除两国之外最大的牺牲者。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说印巴核试验促使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其南亚政策。
第三，在迅速变化的南亚地区，中国究竟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旧的均势模式消失后，中国是否应寻找新的因素来激活新的均势游戏呢？这个问题与如何看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传统的思维仍在战略构想中占主导地位，回答就是肯定的，但其结果多半将是消极的，因为中国新时期在南亚地区的战略重点是维护地区稳定与开拓经济合作机会。这个目标要求中国重新评估其对南亚的政策。再进一步看，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在该地区各种矛盾问题持平衡立场的基础上起促进稳定与和平的作用，并反对可能使地区安全形势更显脆弱更不稳定的任何单方面的挑衅行为。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国自身与南亚国家也有分歧，其中最困难的分歧是与印度的。如何看这些分歧及评估它们在中国南亚政策中的分量是一个挑战。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巴时一再强调了向前看的重要性。在巴基斯坦议会做的一次重要演讲中，他概括了中国对与南亚国家分歧的观点，“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不因此影响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个看法清楚地勾勒了中国对南亚政策的方针，其重点不是立刻寻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分歧的方案，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其他领域，如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反恐、打击国际毒品走私等等。这需要对南亚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看法。如果与南亚主要国家发展合作必须成为中国的重点，那么其核心恐怕是如何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中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
然而，把必要性转化为现实仍需做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的结果可能取决于诸多因素，有些因素甚至是完全难以预料的，如“9？11”事件及接踵而来的变化，有可能使政策调整的合理性淡化乃至消失。
三、南亚安全与中国的南亚政策
南亚安全形势是各大国政策制定的一个很大的变数。以美国为例，在“9？11”前，美国在南亚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所谓防扩散，但反恐战争完全改变了美国的重点，因为南亚突然成为美国的反恐前沿。以美国的观点来看，南亚安全形势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当然这并不表示本地区的主要国家也持同样看法。
以中国的观点来看，南亚安全形势一直是不确定的，无论是“9？11”之前还是之后，因为该地区大量民族的、宗教的、历史的潜在冲突因素始终存在着，恐怖主义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也不被认为是威胁地区安全的根源。在较大的范围里，中国把南亚视为有着众多内部冲突的广袤地区，同时，中国和该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有着分歧。以前，中国的反霸战略倾向于认为在该地区谋求主导地位的企图是引起动荡的原因，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的战略并没有使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印度相信中国的意图是维护稳定与和平。印度对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遗留这两层因素的，以印度的推演逻辑而言，这也不算是一点没有道理的。改变这类互相的猜疑是需要时间的。但就中国的南亚政策来说，由于印度的较快发展和国力增强，有必要以更理性的态度来研判南亚安全形势。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成功访问北京，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对双边关系做了总的评估。在宣言中，中国表明了希望改善中印关系的愿望，愿为此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项全面的南亚政策必定包含了合作的中印关系。中国希望改善和发展与印度关系的动机之一是中国认为中印间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上都存在着共同利益，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共同利益便是维护和促进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虽然双方对地区安全的看法可能有差异，但对中国来说，印度的行为和政策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印度在2003年4月主动发出与巴基斯坦的对话倡议从而使严重对峙的局面得到极大缓和并导致两国随后的一系列积极互动，中国深感鼓舞。正如中印联合宣言所指出的，促进地区稳定争取持久和平是中印双方的共同目标，也应当是两国达成的共识。
基于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政治意愿，尽管两国在一些领域仍存在着分歧，但中国确实有机会重新考虑其在南亚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南亚事务而言，中国是第三方，但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第三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也由于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巨大增长。因此，对该地区事务持完全置身于事外的第三方立场也许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次，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稳定器，方式是与该地区国家开展更密切的经贸合作。2004年1 月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12届南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这个选择显然更具合理性和逻辑性，因为这是中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如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能力的成长，通过在南亚地区发挥这样的优势，可以对南亚事务施加积极的影响。
再次，中国可以支持南亚各方为和解进程做出努力，发挥其促进者的作用。这是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因中国与南亚主要国家仍缺乏足够的互信，促进者角色也许就太理想化。然而，鉴于该地区任何重大的不稳定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对该地区的重要事务仅仅保持中立地位恐怕是不够的。此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分歧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国与南亚邻国也有着传统的交流和积极的互动。作为南亚最大的邻国，中国的问题也许并非是否要卷入南亚事务，而是如何卷入。像克什米尔这样的问题，任何第三方来告诉有关各方如何做当然是不妥的，但中国及其他关心的大国如果能利用它们的影响防止冲突的发生与升级，促进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趋势，显然是可行的。
最后，中国在维护南亚形势稳定方面可以发挥平衡的作用。这并不是要返回到旧的均势游戏，而是指中国可以利用地理和经济优势，与南亚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从而抑制而不是鼓励可能的冲突。当然，中国的这种作用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相应战略与行为能够得到南亚主要国家的信任，达到这一点仍需时间。
就南亚地区安全而言，中国今天的关注点与以前是不同的。从中国在冷战时期的相关文献来看，中国当时的关注点是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争霸，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的意图。由于这个看法，中国并没有脱身于该地区之外，而是积极参与，从而在各行为方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度一向坚持的不允许任何第三方介入南亚地区事务的战略是不成功的，印度的立场只是使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也是中印关系持续恶化的时期。今天，判断安全形势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南亚国家面临着类似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毒品走私等等，再加上中国与南亚国家本身尚未解决的分歧。因此，也许可以说中国对南亚而言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第三方。从这一点出发，就中国的南亚政策而言，必须要考虑新的思维，正如穆沙拉夫总统最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同样呼吁要有新思维。
基本上来说，中国的南亚政策最重要的指向应是以和解的态势来谋求解决与印度的分歧，寻求一个更稳定的互利的中印关系，并对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之势持更平衡的立场。胡锦涛主席在概括中国处理与印度的分歧的方针时强调要“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考虑到中印关系已经走出印度1998年核试后的低谷，开始了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善意立场将带来印度的积极回应，从而在两国关系的难点问题上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在中印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决心维护和促进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关系也不应有任何怀疑，但这层关系应有新的内容，特别是发展经贸合作方面，以促进巴基斯坦加快融入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国赞赏巴基斯坦推进与印度和解的努力，以及在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和解姿态。此外，中国也支持巴基斯坦政府维护国内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努力，因为巴基斯坦的国内稳定不仅是巴的国内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南亚地区稳定，巴作为一个前线国家，在这方面正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国可以也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巴的双边关系前景是良好的。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南亚安全的核心问题是印巴的和解进程，而中国的南亚政策的核心也在于正确处理好与这两个南亚大国的关系。虽然旧的地缘政治游戏正在消失，但寻求新思维的努力也会受到诸多挑战。以中国的南亚政策而言，根本的目标是要将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而南亚安全的前景除了印巴和解这个主要方面外，还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发展相关，后者近年来也显示出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加强合作态势，创造一个能够使中国利用其经济优势的有利环境，支持并参与南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这种合作态势需要在观念上树立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筑在牺牲他国安全维护自身绝对安全的基础上，所以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中有时候让步是必要的，而这正是印度曾经提倡过的“古杰拉尔主义”所包含的精神。在迅速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应当说是准备与南亚国家携手并进的。说到底，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企图称霸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代价昂贵的。
由此也许可将中国的南亚政策简约为一种平衡与稳定的合适作用，它要求中国寻求与所有南亚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去主导那里的事务，就其重点而言，印度因地缘政治和历史遗留因素的原因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互谅互解是必要的，这并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而是为了对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相互的理解。正如国务委员唐家璇最近在新德里所说，中国欢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在联合国中的作用，中国相信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更大作用将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而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正是中国的南亚政策的最终目标。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回顾与反思
郭实
1962的中印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中方为了反击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蚕食和军事挑衅，所发动的一场时间和空间都有限的战争。这场战争虽源于领土争端，却不以收复领土为目标，而是为了对印方进行“教训”和“惩罚”，因而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特殊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中方在军事上取得了全胜，并在胜利后停火、后撤，从而使中印边境得以实现长期的和平。然而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战争导致中印双方长期的对抗，给双方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印度作为失败的一方，其民族感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因而这场战争在印度的阴影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今天，经过中印双方长期的努力，中印关系已进入了全面、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双方正着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印边界问题虽仍未解决，双方在继续谈判，但这一问题已不再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这就使得中印双方学术界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的反思和探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中印双方能消除这一历史上难解之结，更好地面向未来。
一、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尼赫鲁是印度一位进步的民族主义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友人。在中国抗战期间，尼赫鲁作为印度国大党主席，对中国人民的处境非常同情。1938年，他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向延安派出了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就是该医疗队的成员，于1942年因病逝世于河北。
1939年8月，尼赫鲁访问了抗战中的中国。当时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并亲自表达对八路军将士的敬意”。毛泽东复电欢迎他访问延安。但由于欧洲战事爆发，尼赫鲁提前回国，未能实现访问延安的愿望。
1942年8月，国大党提出了要英国立即“退出印度”的斗争目标，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同年9月，中共中央曾发表宣言，并在延安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国大党。
1950年中印两国建交后，在中国解放西藏问题上曾一度发生龃龉，但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了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时取得的种种特权，并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息期间，周恩来总理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首次访问了印度，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10月，尼赫鲁在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
他到达北京时，受到从机场到迎宾馆沿途20余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同尼赫鲁进行了三次会谈。他对尼赫鲁说：“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尼赫鲁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并且都已经坚决地走上了前进的道路。这两个国家彼此了解愈深，那么，不但亚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证。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要求我们共同为和平而努力。”
在10 月26日第三次会谈中，当尼赫鲁表示惜别之情时，毛泽东引用了屈原的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表达了他同尼赫鲁的友情。
1956年11 月至12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印度。在德里、加尔各答等地举行的市民大会，有上百万群众参加，真是盛况空前。不论到哪里，代表团都听到“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亲切欢呼声。
在国际事务中，中印两国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与配合。印度一贯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由于印度独立比新中国成立早，尼赫鲁结识的亚非各国领导人较多，尼赫鲁在会议期间积极主动地将周恩来介绍给与会各国领导人，为周恩来开展工作助了一臂之力。
在周恩来于4月22日下午，在大会上即席发表著名的主张亚非国家求同存异的讲话后，尼赫鲁当即走上讲台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中国总理的话是有权威的！”
总的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成为中印友好关系史上辉煌的篇章。它生动地表明，已经赢得独立的中印两大民族是能够友好相处和合作的。中印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国关系的全局，其重要性超出了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分歧。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际事务中，中印共同努力，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团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需要重视的是，即使在中印关系十分友好的时期，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已经显示了单边主义的立场，并采取了单方面的重大行动。从1950年至1954年，印度在东段一直推进到麦克马洪线。1954年7月印度官方出版的新地图，按印政府的指示，把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和阿克赛钦列入印版图，并把未定的整个中印边界全都片面地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印方并采取了中印边界已经“确定”、不容进行任何谈判的立场。
二、印方的失误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由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印关系出现了紧张，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也浮出水面。同年3月22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印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即东段应以麦克马洪线为界，西段应将阿克赛钦划归印度，并强调印方的主张有“国际协定”为依据。这实际上是过去印方主张的延续和发展。
1959年8月，在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同年10月，在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这两起不幸事件虽属于偶发事件，但表明中印边界问题已成为双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印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同中方的主张存在重大的分歧，涉及的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为3.3万平方公里，主要在阿克赛钦地区，中段有2000平方公里；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中方所主张的东段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广大地区。
中印双方存在的分歧虽然很大，这并不注定分歧就不能通过谈判解决。
关键是双方采取什么方针来处理这些分歧。
从中方来看，中国处理同邻国的边界问题的方针是一贯的，即以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为重，采取和平谈判、互谅互让的方针，在问题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正是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
然而从1959―1962年印方的言行看，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仍继续采取它独立后确定的单边主义方针，要求中方单方面做出重大让步。这同中方所主张的互谅互让方针从根本上是对立的。
印方在其单边主义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误。
（1）印方无视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接受麦克马洪线、1842年西藏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的换文实际上是个互不侵犯协定而并未涉及边界线的具体位置等历史事实，坚持其中印边界线已大部分为“国际协定”所肯定的立场，公开宣称边界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拒绝就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印方这种关闭谈判大门的态度，使双方无法开展和平友好的协商，使双方在外交上都很少活动的余地，难于体现必要的灵活性。
（2）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同尼赫鲁亲自会谈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为了同印方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立场相衔接，强调两国总理是进行“会谈”，而不是“谈判”。尽管如此，两国总理的会谈毕竟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是十分可贵的。然而由于印方拒绝妥协，拒绝互谅互让，会谈终于失败，印方错过了这一历史性机会。
周恩来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表示：“喜马拉雅山应该成为中印两大民族之间永久的友好的山峰，既然对喜马拉雅山的感情是如此，中国人民对于喀喇昆仑山的感情也是这样的。”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也表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周恩来提出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互谅互让的精神。根据这一建议，中方在东段将同意以喜马拉雅山为界，接受过去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拒绝接受的麦克马洪线，同意将有争议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方，从而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印方则同意在西段以喀喇昆仑山为界，同意将有争议的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中方，从而也相应做出了重大的让步。然而，无论从这两块争议地区的面积看，或是从其自然条件、资源、人口等情况看，中方的让步可以说是更大的。
但是，印方却认为，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即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来“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即阿克赛钦地区），因而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3）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一时不能解决，也并不注定双方一定要在边境打仗。关键在于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如何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早在空喀山口事件后，1959年11月9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信中建议：
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
然而，印方却拒绝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1959年11月16日，尼赫鲁提出一个反建议，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员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员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西”。中方当即提出询问，印方是否同意在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但印方坚持其建议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不涉及东段。印方拒绝中方的合理建议，是印方又一个重大的失误。
（4）尽管印方拒绝了中方关于脱离接触的建议，中方从尽量避免冲突的考虑出发，毅然决定由中国采取单方面的隔离措施，即由中国边防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向后撤20公里。另外还规定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的地区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以求避免武装冲突。1959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信中将中方采取单方面后撤行动的决定通知了对方。
由于中方采取了单方面主动后撤20公里这一重大措施，中印边境从1960年到1961年大体上保持了平静。
然而，印方却没有珍惜中印边境这一来之不易的平静，反而在其单边主义方针的驱使下，利用中方后撤的机会，实施所谓“前进政策”。
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召开了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行“前进政策”，即从印方目前的阵地朝着印方主张的“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并建立哨所，但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应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印方估计，不论印度在边界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印度。这样，在西段，到1962年10月20日止，印度已在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6月4日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新设了哨所。印方这样做，打破了中印边境暂时的平静，造成新的紧张局势。
（5）印方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双边关系的步骤，如逮捕、驱赶一些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和华侨。在印国内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华浪潮。
（6）印方所以产生上述失误，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印方认为中国当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都很紧张，中国将不会对印度进行反击。
印方的失误除在中方很多著作中已有详尽的论述外，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其1970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和1999年发表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这一文章中也有客观和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