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冲突中的融合
早在7世纪，阿拉伯的伊斯兰统治者就开始进入印度，并在8世纪曾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地区。至10世纪时，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再次入侵印度，占领了几乎整个北印度，公元1206年，他们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朝（1206―1526年），象征着伊斯兰教统治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穆斯林统治者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严格的一神信仰和反对种姓制度，与印度固有的宗教文化传统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势。但进入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很快就意识到，印度教太强大和人口众多，不是暴力所能消灭的，因此他们多实行一种“宽大政策”：只要印度教徒已经投降并同意向哈里发纳税，就“允许他们崇拜他们的神，不禁止或阻止任何人信仰他自己的宗教”，“寺庙将和基督教的教堂、犹太教的宗教会议和祆教的祭坛一样不受侵犯。”
从表面上看，伊斯兰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统治者维持了500多年对印度的统治；近1/3的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穆斯林的统治在印度教徒中也同时产生了对立和抗争，印度教徒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一种基于本土“印度教”传统的身份认同。无独有偶，刚好是在这一时期，南印度汇集印度教法律传统、印度教圣地、印度教仪式和习俗的百科全书似的著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印度教进入了大规模改革自身的“虔信派（巴克提）运动”时期。印度教徒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不同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于“偶像崇拜”的敌视，也使得印度教与佛教、耆那教等宗教的差异进一步缩小了。
穆斯林的不断征战，不仅打击了独立而分散的印度教王公，也对印度教徒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对印度教神庙进行了破坏性的掠夺和损毁。同时，一些穆斯林统治者也根据伊斯兰教规，禁止童婚、“萨蒂”（寡妇在其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等印度教陋习，不赞同种姓制度，承认寡妇再嫁合法等，这一切均给印度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将印度教与伊斯兰结合起来，在面对穆斯林威胁之时复兴印度教，成为印度教改革的必由之路。锡克教的产生，就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结合的产物。
在漫长的中世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打破门户之见，修习外教经典。研习伊斯兰经典的结果，也促使了部分印度教徒改教。例如，“印度教徒改信穆罕默德教在东孟加拉比在孟加拉的其他地区更普遍，因为低种姓印度教徒和东孟加拉的佛教徒不再容忍婆罗门对他们的态度；他们被伊斯兰的自由社会哲学所吸引”。有趣的是，“东孟加拉人在改教以后，在文化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他们在文学和其他方面继续着土著孟加拉传统”。
穆斯林在使一部分印度教徒改变信仰的同时，由于与印度教文化的接触，受到印度音乐、绘画、医学、哲学、天文学的感染，其自身气质也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变。研究者指出：“印度离伊斯兰教文化的地理中心如此遥远，以致穆斯林建筑受到了当地流行的艺术风格的影响，这种流行的艺术风格在印度已经扎根好几个世纪了。印度大陆民族众多，民族间的对立曾使奴役制得以稳固，从而使印度大陆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宗教文化在各敌对的民族间延续扩展，并赋予印度艺术以强大而独特的生命力。”
印度多元宗教之间相互融合的另一表现，是在世界观、人生观上相互调和与吸纳，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造就了印度文化对于解脱之路的探索。研究者指出：“事实是，在过去，这个目的即解脱几乎被每一个印度人（穆斯林对此自有术语）在理论上视为一切人的最终目标，他们应该至少是间接地为此努力。古典印度整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在理论上的目标是促进解脱――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达到它。印度教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国家的存在，则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福利。”
如果说解脱在过去是印度教文化主导下的印度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目标，这种解脱的特点是个人主义的――古代印度教先知从不考虑整个民族的得救；这种个人主义与穆斯林的最基本的信仰之一――“共同体观念”也是矛盾冲突的。因此，印度也许正继续探索解脱之路，但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基督徒而言，其未来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印度各种宗教的融合，仍处于冲突之中。
（二）竞争与改革
每当宗教出现在印度新闻中时，总是与教派冲突、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相关的坏消息。其实，印度大规模的与宗教有关的冲突是从19世纪后才出现的。印度独立以后，教派冲突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日渐突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浪潮而日渐频繁，主要原因一是世俗主义式微导致的政教关系紧张；二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出现的宗教冲突世俗化，即不同教派的政治、经济竞争借宗教之名突出展示；三是现代宗教市场上不同宗教的激烈竞争。笔者在此仅就第三点，特别是近来吵得沸沸扬扬的印度教徒的改教问题进行讨论。印度教对于人类的重要教导，就是上帝是至上的精神，而通往上帝的道路有许多。吠陀经典中的一首颂文说到：真理是一，而圣者以不同的名称呼之。对于印度教徒而言，佛陀、阿拉、上帝与湿婆、毗湿奴、罗摩、克里希那一样，都是至上的神。因此，各人所信仰的宗教即是最好的宗教。相信业报轮回的印度教徒认为，人生而为某种教徒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人前生的行为活动（karma，业）所决定的，其灵魂在此特定的生活方式中才能获得最大的实现。因此，教徒所必须改变的是生活而不是信仰。正因为如此，强迫人们改信其他宗教是毫无意义的。印度教在印度次大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历史上广泛而深刻地吸纳各种神？仪式、包容各派哲学思想和同化各种族部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而漫长的进程。虽然印度教在历史上一直在与其他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争夺印度部落民，但总体而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印度教都是一个不主张皈依的宗教。
从古至今，总是有大批印度教徒（特别是低种姓）改信其他宗教，今天90%的印度穆斯林都是由印度教徒改教而成的，改教改宗成为印度教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低种姓改教的首要原因在于，印度教已经将种种的不平等制度化了，许多人相信如果取消这些不平等东西，印度教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印度教在印度的统治性地位和它本身存在的不平等特征，已经形成了深刻了矛盾，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研究者常说，印度教从来没有扬弃过任何事物，新的观念和实践仅仅是附加上去的，旧的哲学一再经后人重新诠释。一方面，印度教是一个不断重生的传统，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成为塑造未来的力量，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地会持续下去；另一方面，经过了数千年的风雨，就像其他古老宗教一样，印度教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历史的尘埃，对其中的糟粕部分进行清理在所难免。例如，即使是为了人道的目的，印度教社会的一些传统陋习，如杀女婴、嫁妆、童婚、“萨蒂”等都亟须革除。
低种姓逃离印度教的宗教皈依，只是他们寻求生存的最外在表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缺乏深入、持续和强有力的社会改革，也使印度教的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危机之中。落实全民的普及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等计划，无疑会有助于改变以种姓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只有当《印度宪法》规定的“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及其实践”真正实现的时候，随土地争议和跨种姓婚姻而生的种姓冲突和种姓仇杀才会大大减少，印度教所提倡的包容、宽容和调节哲学，将重放异彩，印度教也将真正成为一个容纳许多信仰分支的大家庭。
从印度教本身来说，由于印度教本身的不统一（多元），造成了融合上的困难。比如，印度教的人生净仪，即包括出生、结婚、成年和死亡仪式，从技术上说根本不能称为“印度教的仪式”，它们实际上只是种姓的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能在宗教层面上将印度教徒结成一个团体。因此，要将印度教徒团结成一个团体，变成一支联合行动的力量，首先要建立一种共同的传统。不幸的是，印度教极端主义势力在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进程中，为增加悲情气氛，便“制造”出许多所谓“印度教烈士”，并将他们作为维护印度教信仰的团结性力量。这些所谓烈士都不是死于宗教信仰或保卫神庙，而是死于政治原因，印度教势力便将现代“好印度教徒”的标准定为民族主义者，造成了在今日印度，做一个印度教徒就是发表一个政治声明。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立足于本土信众的基础上走向世界，是印度教面临的一大课题。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印度教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压力，否则其发展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即使由于印度的“人口爆炸”而增加了印度教在本土的信众数量，或由于移民和现代通讯手段等，增加了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众，但如果印度教不能自我改革和调整，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其在本土的发展趋势则可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印度教的空间在本土进一步萎缩，而与此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印度教更进一步远离宽容传统，更进一步走向暴力、极端，更深地与印度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正是印度社会在20世纪80年以来所经历的。
印度宗教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史证明，历史不仅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服，更有相互交流、增益与分享，后者可能是历史隐而不显的部分，但绝不是可以采取狭隘简化的方式加以全然忽略的部分。沙缪尔？亨廷顿教授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差异”和“文化多元”对于达到一种“普世文化”的顽强抵抗，他提出“文明冲突论”是因为他更多地看到了当代世界不可避免的文化接触、碰撞、较量，而较少地看到文化的相互了解和融合。“印度教文明”即是对印度错误解读的结果，它完全忽略了印度社会和宗教文化的多元化事实，缺乏对印度生活方式以及变化的充分理解，也缺乏对印度政治的正确理解，更缺乏对跨越宗教屏蔽的各宗教团体之间密切互动的理解。
三、印度政治社会中的宗教
印度的多样性所显示出来的千差万别，是无穷无尽的、极不协调的和令人惊叹的。印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政治民主体制，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但是，正如不少学者观察到的，“在整个20世纪，由基于宗教的有关公正社会的针锋相对的观念所产生的紧张，一直是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宗教多元文化在现代印度政治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也因此成为各种讨论的焦点。
（一）民族整合和国家一体化中的宗教
探讨印度宗教在现代印度政治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焦点是National integration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的含义在印度不同于在欧美等国。
在印度的特定条件下，National integration既意味着国家政治的一体化，也意味着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即它包括了国家一体化和民族整合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中，一直困扰着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种姓的分裂的印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吗？此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会议上。国大党将此次会议称为“印度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因为与会代表包括了各种姓、各阶级、各宗教团体。在致力于团结各民族、各宗教、各种姓团体并将它们结为一个“印度民族”并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同时，印度民族主义者将激烈表述的宗教归属感视为反民族的情感表达。他们认为，未来印度的标志就是国家的定义与宗教无关。
三年后，由英属印度著名官员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写作并出版的《印度》一书，就像整个19世纪英国出版物一样，认为“关于印度，首先要学习认识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现在没有也从来不存在一个印度，或拥有任何形式的统一的印度国家，根据欧洲人的观点，印度并不拥有无论是地理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宗教的统一”。紧接着，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创始人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出于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冷静思考和判断，在给圣雄甘地的信中提出了与斯特雷奇相同的观点：“我对此问题没有幻想，让我再说一遍，印度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由许多民族组成（其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主要民族）的一个次大陆”。
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民族国家”理论，基本上是以英国、法国为模式的。而印度则明显不具备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即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经验、共同的宗教传统和同种同族。不仅如此，在印度教信众占绝大多数的印度还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宗教）团体。这两种宗教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致使很少有人相信两者可以共和共存，并且对于共同经历的中世纪历史，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个团体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特雷奇和真纳的观点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3年，后任印度教大会主席的V.D.沙韦卡尔就写作了《印度教特性》一书，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两个民族”的理论。1937年，沙韦卡尔在印度教大会的年会主席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分治倡议和建立印度教国家的主张。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印度政治家和学者都承认，印度还只是一个“组建中的民族”（nation-in-making）。对于如何组建，印度社会却并没有共识。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印度哲学家辩喜认为：“建立新印度的首要条件是要使各种宗教联合。我并不是说政治或者社会的改革是不需要的，但是宗教是首要的”。致力于整合“印度民族”的甘地、尼赫鲁及其他们领导的国大党，从来不赞同印度教极端主义的观点，也没有认真对待过真纳等人的意见。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宗教信仰分治，可看作是印度建立多元宗教文化国家的一次失败（虽然分治以后的印度，仍然是一个宗教文化多元化国家）。英殖民统治不仅没有能解决印度次大陆的教派问题，反而在安全关系上和大众心理上，为新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政府制造了新的障碍和无穷的后患。在分治后的印度共和国，仍然面临从19世纪开始的印度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就面临的困难，即在一个多元宗教文化的国家里，如何为建立新型民族国家而寻找到各宗教人民共享的宗教文化基础。
独立以后，印度政治家和学者群中的一个共识是，传统的印度社会结构（特别是种姓制度）、多语言、多宗教和阶级分化是印度社会多元化的主要成分。时至今日，没有人否定以下的事实：今天的印度比独立之初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统一；但与此同时，上述四大因素一个也没有消失，并且像从前一样活跃。这些因素对于印度国家一体化和民族整合的作用和意义，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英国殖民统治者、印度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带任何偏见的研究者，均认为针锋相对的宗教团体的存在，是影响印度民族整合和国家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但这种观点似乎否定了在印度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多元社会的可能性。对此，印度民族主义者所给出的并得到广泛认可的答案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之所以成为20世纪印度生活的悲剧，主要并不是由宗教对抗，而是由于英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战略；另一个解释是，教派冲突的根源是经济社会剥削，这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即是他们的代表，他和大批世俗主义者认为，随着独立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宗教在印度的重要性将下降。
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冲突确实具有宗教因素，由于不同宗教对于理想社会和个人地位的不同设计，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宗教热情促使人们为了不同的理想而抗争，从而引发激烈的宗教冲突。
独立后的印度当权者，基本上赞同宗教的差异并不会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并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寻找冲突的解决办法，但他们的过渡性实用主义办法却不断地加强了多元的社会。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团体可以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遵循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习俗，而在各宗教团体共享的全国目标方面进行合作。在印度领导人看来，印度的国家一体化的力量，正是从西方人看来是阻碍因素之中产生的，西方人认为是分裂的力量，在印度的国情下却可能是统一的力量。
西方学者对于印度社会的分析，基本上是持悲观立场。美国政府曾经公开承认，完全没有能够“理解次大陆的活动力量和印度人民所奉行的价值观”，原因在于美国学者受旧殖民主义者理论的影响，一直无视印度生活的本质，反而“被强调种姓、教派冲突、地区和语言差异、不可接触制度、部落主义，总而言之，被宗教所欺骗”。时至今日，欧美政治家只能习惯性地将印度称为“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尚能有效运作的国家”。
（二）探索统一与多元结合的发展道路
自古以来，印度社会就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是对于不同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广泛包容，二是严格奉行社会团体间的相互排斥”。印度文化的精妙之处在于，不论历史上的内忧外患是如何来势汹汹和层出不穷，它总是能维持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基本平衡。印巴分治之前，这种平衡被彻底颠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又重蹈了印巴分治前的历史覆辙，本来是作为解决危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结果却造就了更多的教派冲突和更大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印度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生存坠入了困境。
现今的印度社会，从来就不同意全球化时代流行的“普遍性理论”，即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向它前进，无非是起点不同和速度不同，但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将逐渐磨灭，代之以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其特征是用理性的原则处理人类事务。
印度学者称：“印度是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的，较之其他国家更为‘文明’。旧时的崇拜和礼仪并没有毁于暴力，而是被统一在一起了。迷信思想减少了发生暴力的必要性。如果印度历史沿着欧美的道路发展，印度的历史肯定会残酷得多”。今天我们看到的种种事实证明，印度并不会顺利地走向西方学者和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印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种模式，即以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和世俗化为基础，走向理性的现代化，历史于是终结。
同时，印度也不完全同意“特殊性理论”，即出于拒绝将当代最发达的国家视为自己的榜样，代之以坚决主张每一个文化各自坚持其特殊性，于是首先要求承认各个文化的不同，其次要求缔结一些含糊不清的“互不侵犯条例”。不赞同全然的多元化，即不同意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那种抗拒现代化的观点。因为对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只能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
上述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设计均在印度行不通，这就是说，印度的政治社会多元化发展仍面临着道路上的探索。与此同时，印度的宗教文化多元化危机则更为严重：印度教极端主义者的不宽容态度，穆斯林团体中存在的保守倾向，低种姓印度教徒中普遍存在的平等呼声，均要求印度在探求社会多元化模式的同时，以相对宽容的心态保持宗教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印度的历史和现状证明，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社会多元化，同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多元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多元蕴含着繁荣的机会，也潜伏着冲突的危机。统一可能带来共同的繁荣，但强制性的统一也可能造成生机的窒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和谐的多元并存。
整个印度历史的发展，都是在解决印度的两个特点，即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相互对立与相互协调问题。经过独立后半个世纪的世俗民主化进程，印度人逐渐培养起作为印度共和国公民的认同，这是印度维护多元统一的基础。但是，宗教、语言、地区、种姓、阶级的区分甚至对立仍然突出，教派冲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大城市也许说明，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还加剧了冲突和紧张。现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之间的界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印度多元宗教文化的未来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印度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研究。著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世俗化研究》等专著。发表相关文章数十篇。
社会、文化传统与印度的发展
――从与中国比较的角度
尚会鹏
中国和印度有相似的历史命运，50多年前几乎是在同时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先后实行经济改革，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她们在发展道路上面临许多共同或相似的问题等――或许由于有这样多的相似点，全世界都在以惊异的眼光关注着这两位巨人并不断有论者从比较的角度讨论她们的发展。但必须指出，目前有关两个国家的比较讨论几乎都集中在经济活动方面，例如对比这两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引进外资的规模、电脑普及率、高科技产业的实力，对今后哪一方可能发展更快做出推测等。这样的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仅有这样的讨论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角度检视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问题，因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都同时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或文明，她们继承了各自独特的社会和文化遗产。她们的今天乃是从昨天延续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的“发展”乃是一种文化嬗变（一些论者称这种变化为“现代化”）。从文化嬗变的角度进行探讨，可以冷静地思考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即便是讨论经济发展问题也不能忽视经济以外的因素，诸如中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优势和劣势等都与各自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相关。本文拟从比较的角度谈印度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对今后两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讨论她们各自继承的文化遗产对人类未来的意义。
一、社会传统与发展
在个人与集团的关系上，传统印度教社会和中国社会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力和独立，而是较多地强调责任、义务和服从，因而两个社会都具有“群体取向”而不是“个人取向”的特点。两种社会传统都不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和平与协调。中国儒家思想通过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强调“和为贵”之类的价值观来灭除竞争。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限度。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一般来说，强调集体、强调协调的社会虽比强调个人、强调竞争的社会更容易稳定和延续，但却更不容易变化，故传统印度和中国社会都呈现出某种停滞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传统中，个人牢牢束缚于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延长的宗族集团中，缺乏在独立的个体基础上缔结的非亲属、非地域、自愿性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调直接接触、强调情感、内部评价高于外部评价、不透明、不易测量等特点。传统印度教社会中的个人虽不像中国人那样严重受制于亲属群体，但却受建立在宗教信仰、出身等基础上的种姓集团的严重束缚，故亦未发展出西方社会那样的以独立个人为基础、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市民社会。这是这两个社会延续几千年而未曾中断的主要社会原因，同时也是近代落后于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原因。传统中国社会比印度教社会更强调个人对亲属集团的义务、责任和忠诚，因而对个人的压抑更严重一些，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比印度显得更有秩序、更稳定、更呈静态，而印度社会比中国社会更具多样性、更呈动态的原因。
现代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重视个人权力、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或者说应当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人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今后这两个社会的发展（有论者将这个过程称为“社会的现代化”）可能会使更多的个人从各种血缘的、地缘的、种姓的等传统类型的群体的束缚下走出来，并在某种契约的基础上缔结成市民社会。当然，这可能会使个人失去群体的保护，从而引起个人内心较大的不安全感以及社会的一定程度的混乱。所以，印度和中国都需要准备着为走这样的道路付出代价。
作为一种人际关系模式的个人主义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强调而得以发扬光大，在现在的美欧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美欧社会可以说是一种“个人优先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人的“原子化”，即个人是独立的，这些相互独立的个人以某种不影响各自独立的契约连接起来，便构成了社会。这种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是“个人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一个人如果不从血缘的、地缘的以及超自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独立，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一个民族也不能算一个独立自由的民族。社会的活力在于个人活力的充分发挥。这是一种崇尚个性发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大于集体”的模式。
现代欧美型资本主义鼓励的是个人的创造、创新，而不是对权威的服从。在像美国那样的社会里，“独创性”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赞扬，“缺乏独创性”则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负面评价。教育和研究制度也较强调独创。在这种模式中，家族、社会、政府被视为个人的对立物而受到贬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调契约、强调平等、集团内部评价与外部的评价趋于一致、较透明、较易测量的特点。在独立的个人之间以一种较为平等的契约关系相联结。这种关系的本质类似商品交换关系，要求买卖双方平等，不承认特权、不承认温情、不承认超经济的人身服从、不承认忠诚心和恩义。相对独立的个人以及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组织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现代资本主义最初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最适合这种模式。而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运行资本主义必然会遇到障碍。
当前，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两国所谓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述为在各自的社会风土上移植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至少在发展经济方面是如此）。应当看到当前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可以预料至少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秩序仍在这种资本主义规则下运行。这样，中国和印度仍将面临艰难选择：要么接受这种规则，要么拒绝加入这个体制。从两国解决前述所面临的任务来看，拒绝这个体制可能比接受这个体制所付出的代价更大。
接受现行世界体制（即便是部分接受）就意味着调整传统的个人与集团的关系模式，创造适合现行体制运行的条件。从个人与集团的角度看，这个调整的趋势很可能是：由基本上的集团本位向强调个人独立的方向，由非契约方式向某种契约方式，由强调服从型向强调个人独创性的社会变化。当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实际完全照搬外来的体制，接受现行国际体制并不是要把每个国家都变成美国（实际上也不可能）。但20世纪末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那些想既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又保留东方式群体社会特点的想法过于浪漫了，认为资本主义像澡盆里的孩子、人们可以轻易地抱出孩子而倒掉洗澡水的看法有点太天真。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在接受这个世界体制的过程中带来的与自身文化传统之间矛盾和冲突似乎应当被估计得更严重一些。近代资本主义体制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再次向人们提示，市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模式。它强调竞争的好处，强调收益的合法性以及自由、独立、平等的价值，而这些东西在非西方社会中是缺乏的，这使资本主义难于顺利运行。资主义的本质是“六亲不认”的，它不认家族，不认亲情，甚至也不认国家。目前中国和印度还都没有完全接受鼓励独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方式，政府或群体对“个体”还实行这样或那样的保护。因此如何解决他们在接受现行世界体制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印度在接受现行西方体制方面可能比中国较为顺利，因为比较而言印度文化传统比中国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和自由。今后印度可能仍选择较为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上较为民主的道路，而今后中国仍可能选择一种更强调义务、强调对集团责任、对集团和权威忠诚的制度。对“发展”来说，两种选择各有利弊：强调个人、强调自由和独立能够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创造精神，因为个人的活力是任何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但这样做的弊端是：野性的个人利益动机在一个匮乏的社会导致腐败盛行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所以印度在今后的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在承认个人发展的同时如何克服社会腐败和缩小社会差别。中国的选择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社会的公平方面可能会好一些，但这种选择的弊端在于：当集体利益凌驾与个人自由之时，高度集权取向的领导人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腐败和社会动荡。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在发挥群体优势的同时更应注意个人独立性的培养和创造性的发挥，发育中间性集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政治传统与发展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如人均收入、平均寿命、民众识字率以及电脑、电话占有量、上网人数等等）领先于印度。但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从经济统计数字来评价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是有一定片面性的。须知经济发展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在基本需求之上还要追求其他生活目标。在这方面，引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对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合适的。他把经济的发展视为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是自由，而人的“实质性自由”应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
应当承认印度在保障公民言论以及政治参与自由方面比中国做得好一些。印度在取得经济进步（尽管不像中国那样显著）的同时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为本国公民自由提供了很多保护。印度人可公开说出他们所想的，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有公开激烈的辩论，而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对民主的感觉不像印度人那样敏锐，中国人在评价中印两国的发展成就时候容易出现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评价过高、对印度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评价过低的倾向。
人们在探讨印度的经济为什么没有中国发展快这一问题时，往往将原因简单归之为印度实施的民主制度。的确，民主体制在某些方面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例如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就业、弱势群体利益之类的问题和对游说势力作出反应。舆论的多样性会影响进行社会动员，所以在农业上较难实施诸如控制水源和病虫害管理，在城市建设、大型工程项目方面决策和实施缓慢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印度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从而将印度作为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反例，更不能武断地判断印度如果采用中国式的道路会更好。考虑到印度复杂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特点，中国人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评价还应更高一些。我们知道印度的民族、语言、宗教、种姓极其复杂，教派冲突严重，而且历史上统一时间极短，大部分时间里它被外族征服并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采用中国20世纪50年代土地革命、反右斗争那样的办法，将土邦王公、地主统统打倒，将会、道、门和各种宗教取缔，将所有不同意见压制下去，那么，产生的后果将无法想象：不仅比中国的土改、反右斗争的后果严重得多，可能会大大超过印巴分治时的教派冲突。可以说正是民主体制实现了印度全民的和解，使各个部分凝聚起来，使消瘦的饥民选择了投票而不是暴动。我们应当知道，印度独立后是在比中国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条件下保持了半个世纪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我们现在看到印度的民主制度，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基础，50多年来印度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这是很了不起的，故称其为“印度奇迹”亦不过分。中国人在评价印度的时候，不能仅用经济之尺衡量。印度也许比中国更贫穷，但他们对此感觉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无法接受中国人提出的“发展经济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之类的口号，因为他们难以忍受各种束缚，无法接受为发展经济而付出牺牲自由、个性的代价。在印度人看来，中国人那种把人权仅仅理解为“生存权”之类的观点是将人降到了动物层次。当然，印度为他们的民主付出的代价是：无休止的争论、冲突、秩序和纪律的丧失、决策的迟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但有证据表明，如果印度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肯接受这种代价而不拒绝民主。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曾试图用类似优先发展经济的观点为它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是否接受“紧急状态”而分成了两个阵营。选举结果是多数人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公民权利自由的企图，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人们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落后方面。
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权威主义的特点，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缺乏各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和制约。这种模式的长处是：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提供了纪律、秩序、明确的目标和动员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诸如实行社会变革、人口控制、抵抗大规模自然灾害、执行消除文盲和贫困计划、建设大规模工程等方面效率较高，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创下很高的发展速度。但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它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和民间力量的发展以及由于制约力量较弱和法制不完善而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今后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比印度更快，但可能比印度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肯定要向着更为民主的方向变化，民主体制也是未来中国的道路。
比较之下，印度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多样化的、较为宽松灵活的政治体制为各社会集团、阶层以及各地区提供了一个平衡利益的机会，有利于克服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各种矛盾。但其弊端是：社会差距的扩大、秩序和纪律的丧失、村落中贫穷者的权利被剥夺以及在人口控制、扫除贫困、建设大规模工程、实行社会改革以革除旧习俗等方面遇到的较大的困难。“如果民主是个人与集团压力之间的自由和开放的相互影响，那么印度在民族和国家层次上的民主是存在的，而且还不错。但正像所有民主制那样，它也付出了代价，即秩序的丧失、社会固有弊端的延续，而一个不怎么民主的政体似乎更容易应付这些问题。在印度政治体制下，较难高效推行类似全国性普及教育和反贫困之类的计划，因为推行这种计划所需要的力量容易被各种反对力量所抵消。此外，这种体制带来的党争、阴谋、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低效率、腐败等也是发展的障碍。
三、文化传统与发展
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印度教思想。这里谈谈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印度教思想对两个国家发展的影响。
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印度的印度教思想，当然都有丰富的内涵并且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但他们都在整体上体现着某种基本的取向。儒家思想的基本取向可以说是教导人们如何适应现实世界，它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人的彻底和谐。它较注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较不太重视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因而缺乏超越思想。印度教则主要教导人们如何逃避现实世界，它的终极目标是个人与宇宙灵魂的彻底合一。印度教文化传统较注重解决人与超自然的关系。或许是由于南亚次大陆的复杂的人种关系使得解决社会问题困难较大，这个文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探讨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上，由此产生了发达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印度教社会中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深受超自然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可把印度教文化传统称为“超自然中心”的传统。
中印两大文化传统可以说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两大文化传统都有一种抑制人的物质方面的欲望、不强调物质进步的价值取向。两个传统都缺乏“发展”的概念，都未能生长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精神，因而都未能解决贫穷问题。历史上这两个社会对于一次次可怕的饥荒、瘟疫、大多数人文盲、无知和贫穷现象无能为力。中国的圣人教导人们，君子在“义”与“利”的选择面前要取“义”而舍“利”；传统印度教文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毋宁说走到了更为消极的地步，它过于教导人们抛弃物质欲望而追求纯精神的境界。所以，这两个社会都缺乏实质性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解决贫穷问题。
目前，这两个国家都在瞄着欧美国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流行于当代并被认为是“现代化了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源于西方。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传统发展出了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例如，西方传统具有一种积极探索自然和向自然索取、改造和征服外部世界的价值取向，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是源于西方的这种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可以给人以力量，使社会得以进步，能够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客观地说，这样的价值观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乏的。中国和印度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变化就是朝着现代社会的方向转变，也接受了并仍接受着这样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价值观和规则来自西方，是中国和印度传统所陌生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忌讳吸收这些东西。从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角度看，文化从来就是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终会成为世界的共同财富。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古代印度人发明的“十进位制”和数字“0”都已为全人类所享用。同样，现代科学和科学思想虽源于西方，但并非西方的专用品，它应造福于整个人类。今后中印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主要办法是依靠科学技术。但也须认识到，目前世界秩序基本上是以西方社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也主要是西方社会制订的，这是一个不合理但却难以改变的事实。中国和印度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不能置身于游戏之外，而要参加游戏就必须熟悉游戏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改造和创新。
印度文化传统的宗教性、超越、以及强调等级的人际关系等特点使印度教徒在接受外来的新意识形态、新生活方式和新事物方面比中国人更保守一些。印度没有经历像中国上个世纪中叶经历的那样彻底的社会变革，她的社会变革遇到了比中国更大的文化传统上的障碍，从另一方面说，印度人在抵御外来文化冲击方面有更强的免疫力，他们在抵制现代西方以物质享受为特征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上有更大的文化上的自信。事实上，现代中国比印度更容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消费文化。印度文化传统的这些特点可能会影响印度的经济发展，但是却使印度的发展更稳健和显得更深思熟虑。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局限性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生活价值观向当今的人们传递着这样的错误信息，即人的幸福是建立在不断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之上的，获得更多的财富就意味着成功，只要不断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就能得到幸福。我们必须明白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不可能完全通过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获得幸福，物质主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流行于世界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由于忽视与外部世界的协调，过度掠夺地球而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发展，中印两个传统固然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任何发展都不会不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准备承受通过调整获得发展而带来的代价，重要的是不要使这种代价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人类必须对自身的欲望有所节制以使发展与自然相协调。圣雄甘地早在几十年前就看出了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普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印度独立后是否会达到前殖民大国的生活水平的问题做出了明智的回答：“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甘地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回答。根据计算，一个预期寿命为80岁的普通美国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费两亿升水、2000万升汽油、一万吨钢材和1000棵树。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一项调查，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0吨，约为中国人的8倍，印度人的23倍！美国在199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量的23.7%。如果世界55亿人全达到这样的消费水平，我们需要20个地球！中国和印度人口合计23亿，如果这两个国家达到目前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至少也需要7至8个地球！
目前世界上少数人的掠夺式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发展下去会给后代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生活方式目前在向世界蔓延，人们对甘地的警告置若罔闻。也许我们应当重新听听他的教诲。源于西欧、以欧美国家为核心并蔓延世界的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破坏平衡的文明。这种文明破坏了人的内心的平衡，它强调满足人的各种愿望而忽视人的内在价值，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人的精神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它过度强调对自然的索取而忽视自然的平衡。当代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走过的是一条大量使用资源，破坏地球环境的道路。当今，地球在承受了占人类少数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带来的高消费所造成的环境、资源重负之后，又正在承受占人类多数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所造成的新的环境、资源重担。21世纪，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心，同时这也意味着21世纪亚洲将可能是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
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不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对自然法则和社会抱有一定的敬畏和遵从。在中国和印度的传统中包含了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秩序保持敬意的直觉表达。这种取向的正面价值正越来越为现代科学所认识，也为发展的现实所证实。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和掠夺，使我们已经付出了并还在付出惨重的代价：生态遭到破坏，环境严重污染。中印两国不应盲目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应在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四、对一种新文明的期待
在世界上广为流行并被认为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源于西方的。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是建立在下属三个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第一，在解决物质与精神关系方面，人的幸福可以靠不断的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实现；第二，人类的理性可以无限度地去改变自然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第三，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国与国之间适用暴力原则（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即军事力量占优者胜，军事力量优者可支配弱者。这种价值观的确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也使我们付出了并且仍在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价值观不能说是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超自然关系方面成熟的表现，因而是值得检讨的。
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文明。从理论上说新文明应当符合以下三个基本原则，即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新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是和谐的。它应当是一种能持续发展、能够摆脱贫困但又不给后代留下太大麻烦的文明。它不仅可以保证中印以及亚洲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而且将为世界未来提供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要将发达国家开发的节省资源、保护和恢复环境的先进技术同亚洲古老文化传统中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种种智能结合在一起。
新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应是和谐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把他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试图超过对方，战胜对方、压倒对方，从战胜对方中获得快感或者说获得“成功的喜悦”，这种进攻型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方式不能构成未来新型文明的主要特点。新文明中指导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不应基于暴力而应基于和平，不应基于竞争而应基于和谐。目前建立在冲突、竞争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从其根源上说来自西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和力量（power）基础上的。在所谓现代化的口号下，实际上更具根本性的规则是：武器先进者胜，军事力量优者胜。这个原则可以说是西方竞争性个人主义的放大和普遍化，人类为这种价值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最终恐怕会认识到沿着这套规则往前走人类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因此，未来中国和印度在发展个人、提倡竞争以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应当考虑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而不应走得太远。印度和中国都需要在发展个人和社会和谐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人的智慧已经达到创造这样新文明的程度。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也具备了新文明的要素。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人们对物质世界和对我们自身弱点理解的加深，这种新的、带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的出现有了某种可能性。这个文化的地方特色将不明显，很可能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应当融合世界各主要文化的优秀部分。中国和印度文化传统分别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两个古老文明中都有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的和平主义精神，这可以给今日世界许多教益。中印两个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原则可能会为未来新型文明提供重要借鉴。
本文是作者在专著《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的“终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印度文化传统研究》（2004）、《印度教：宗教与社会》（合著，2003）、《一应俱全印度人》（合著）、《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001）、《印度文化史》（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