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节 林毅夫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L-End}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L-End}表论文最多的一位。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林毅夫根据曾子的名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因此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关于林毅夫回归大陆，还有一个趣闻，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还开玩笑地说：“尤其是两个篮球。”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1980年，后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经济学。
林毅夫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L-End}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L-End}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L-End}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第九届），其他的获奖更是不计其数。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一职。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
第三十一节 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EdmundS。Phelps）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美国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L-End}表人物，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
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1971年秋天，费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过变更工作，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他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费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
80年代，费尔普斯开始想用一本导论性教科书把自己认为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记录下来。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面世。1990年，费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自己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
在刚刚步入60岁的时候，费尔普斯撰写了自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算和检讨。回顾过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这些成就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更是一种满足。他感到自己的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平和的阶段。
在费尔普斯看来，学术影响并不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从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报，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而非外界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第三十二节 格林斯潘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是一位猶太人，格林斯潘从1987年8月11日被当时的里根总统就任聯邦儲備局局长。他被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頓提名多次。到2004年5月18日，小布殊总统提名他继任，他连续五次續任美国聯儲局局長，是美国历史上前无所有的。直到2006年1月31日卸任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多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技术股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
格林斯潘原来喜欢音乐，后来意识到自己在音乐方面只是“小有出息”，很难再有长进，于是毅然决然地进入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让自己的另一份天赋开花结果，他先后于1948年和1950年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位伟大的良师益友、后来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来瑟·博恩斯教授。他与博恩斯的友谊成为他后来进入美联储的入场券。由于囊中羞涩，格林斯潘中途退学。这一耽搁就是近40年，直到1997年，格林斯潘51岁“高龄”时才圆了年轻时的梦想，戴上了母校的博士帽。
格林斯潘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当各项指标显示经济发展过火，他就做出调高利率的暗示，为发烫的经济降降温；反之则降低利率，给疲软的股市煽煽火。他就像一位忙碌的“调音师”当弦刚刚显得太紧的时候，赶忙松一点；当弦刚刚显得太松的时候，再去紧一下，使琴弦永远保持最佳的音调。继1987年股灾之后，格林斯潘又有两次“大运作”。一次是在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萎靡不振，金融机构处于破产边缘，格林斯潘决定大幅度削减利率，并允许银行以3的利率从联邦储备借入资金购买利率为5的政府债券，以此来支撑银行的资产负债{L-End}表，从而成功地走出经济持续低迷的阴影，从此步入经济增长的黄金岁月“另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通贷紧缩，美国股市也受其影响一路下挫，华尔街上人心惶惶。格林斯潘斟酌再三，于1998年下半年果断出手，连续3次下调利率，给愁云惨雾的股市注射了一针兴奋剂。由于世界经济”领头羊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他国家很快就缓过劲来，纷纷踏上复苏之路。格林斯潘的大名也在全世界家喻户晓。
不过更多的时候，格林斯潘会挂着一脸愁容，不断给股市念“紧箍咒”，一再警告泡沫危险，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货币稳定政策，再三“威胁”要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生怕“黑色星期一”的悲剧重演。在格林斯潘看来，任何经济政策的核心只有一个——控制通货膨涨，而最佳的货币政策应当是保持适当的通胀，但又不产生过度的泡沫，否则就会呈现大起大落。他希望的是进三步，退两步，而不是进十步，退九步。1994年，他竟一连7次提高利率，使华尔街盛传一则笑话：交易员在哄骗哭闹的孩子时不是喊：“狼来了！”而是说：“格林斯潘要加息了。”格林斯潘那“沉重”的{L-End}表情也广为流传。如今，美国人已经把“格林斯潘”当成了“忧心忡忡”的代名词，一见谁面色阴郁，便调侃道：“瞧你一脸的‘格林斯潘’。”
尽管人们有时会埋怨格林斯潘把钱袋“捂得太紧”，但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市场观察”栏目的首席经济学家欧文·凯尔纳所言：“格林斯潘和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既爱又恨的关系，格林斯潘就像一个受人信任的医生保管着一些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药品，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美国《幸福》杂志曾对上千名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查，发现格林斯潘的支持率高达96%。他们认为，过去近30年里，没有一位联储主席像格林斯潘那么称职。
格林斯潘是个“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的“财神爷”，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奇迹。美国的一家媒体在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时说道：“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联储局主席就行。”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影響力太大，为了不至于给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格林斯潘讲话一直都很含糊，他的名言因此而产生：“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
虽然无法揣摩格林斯潘的讲话，但是精明的投资者们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格林斯潘的公文包——如果是瘪的，刚{L-End}表示平安无事；如果鼓鼓囊囊，那可就大有文章了，意味着格林斯潘“有话要说”。因此，每当美联储开会时，笃信此说的美国CNBC电视台就会派出两个摄制组守在门外，一台摄像机用来拍摄格林斯潘的言谈举止，另一台则专门拍摄他的公文包。
人们也许会问：这位聪明睿智的老人究竟是如何创造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奇迹的呢？答案是：在浴缸里。他每天早晨6点左右起床，其后的一个半小时就是泡在浴缸里阅读各种经济和金融材料，有时甚至还动笔写点什么，因此他带到办公室去的讲稿常常是湿漉漉的。这个习惯是在70年代养成的。那时候，他的背部有些不适。他发现清晨时分长时间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不仅能够解除病痛，而且才思泉涌。他甚至对朋友说，他的智商在早晨6点钟时比晚上6点钟时要高出20分。
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其决策可以影响到美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因此，他在办公室里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钱从这里滚出来。”提醒自己三思而后行。多年的联储主席工作已使格林斯潘不情愿地变成了保守派，只要政府能及时调整方向顺应发展，他就可以勉强接受缺少纯自由竞争东西，他的电脑与全世界的电脑联网，使他能够时刻触摸到全球经济的动脉。他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讽刺他的漫画，将他形容为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之女卡桑德拉，虽有预卜凶吉本领，却不为别人所信，讽喻他在经济问题上经常发出耸人听闻的警告。对这幅“丑化”他的漫画，格林斯潘却十分欣赏。
身为华尔街股市最大的庄家，格林斯潘本人从不“湿鞋”。自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他每年都要公布自己的收入。人们发现，他从来不买股票，而是选择了几乎没有风险的政府短期债券进行投资，目前大约持有240万美元国债。有好事者为他算了笔账：由于不炒股，这位理财才高手每年至少至少损失20多万美元。可是格林斯潘并不在乎这些损失，他的发言人说，格林斯潘在投资时比较理智，这一点与他的个性吻合。同时，他也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有“近水楼台”之嫌。
第三十三节 保罗·斯威齐
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于1910年4月10生于纽约，于2004年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斯威齐是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颇有成就。
斯威齐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亲是纽约国民银行副总裁，后来他继承了父亲一大笔遗产。他193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又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这期间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种现状激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局服役4年，二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因未能谋得终身教职，而于1946年离开哈佛大学，除了在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外，专心于创立严肃的、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
几十年来，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L-End}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著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故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他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第三十四节 尼古拉斯·卡尔多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尼古拉斯·卡尔多-1986）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L-End}表人物之一，以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著称。
卡尔多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比较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听课。中学毕业后赴英国，1927～1930年就读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卡尔多深受哈耶克、凯恩斯等人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在均衡、福利经济学、商业周期、增长理论、全面战争的经济学等方面的著作都极具创意。他在二战期间的著作对大规模社会民主团体的产生造成了重大影响，结果导致1945年工党的崩溃；而他关于战后重建的著作则预料到了全新的、更好的社会模式的出现。1949年，卡尔多搬到了剑桥，成为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和分配理论的设计师之一。二战后的十年，卡尔多在英国经济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卡尔多是货币主义最强大的反对者，而且他的论证在经济学领域内外都有大量的受众。
第三十五节 张五常
张五常适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于1935年生于香港，幼时曾随家人逃难到广西居住，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所以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直到1945年才回到香港。
后来张五常随父亲在自家的店里工作，1957年远赴加拿大补修中学课程，1959年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任教职于芝加哥大学，再于1969年转往西雅{L-End}图华盛顿大学。
张五常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易名为“佃农理论”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张五常进一步发展罗纳德·科斯的产权理论理论及交易费用概念，主张只要产权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资源最有效运用。他在1982年出任香港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后，曾大幅改革香港预科经济学课程，引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局限下最大化（Constrainted Maximization），以至方法学（Methodology）等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概念。
张五常的治学概念超出了一般传统学者的作风。他为了做研究，曾亲自去养鱼、卖桔、经营农场、实地考查石油工业、到古董玉器市场议价。而他对于逻辑推理也相当注重，曾因此而作过不少后来应验了的推测。如在1996-97年他推测香港回归后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而这是与回归没有关系。后来香港的经济一直陷入长期的低潮，只是没有如张五常推测的一般衰退了十年以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张五常也于1980年起看好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将会踏进一个起飞的时代。他曾自称他是“对中国最为乐观的人”。但自2007年中国推出新劳动法后，其乐观的看法已松动，但认为上海浦东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预测，仍照着既定的路线前进。
第三十六节 阿瑟·奥肯
阿瑟·奥肯（Arthur M.Okun）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人。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经济学。1961年，他得到肯尼迪总统及其经济顾问委员会海勒教授的垂青，被邀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又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而且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他倾向于凯恩斯主义派，长期以来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并且从事于政策的制订及分析。奥肯的著作甚多，但大多是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他还首先提出了潜在GDP这个概念，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第三十七节 托马斯·谢林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21年4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利亚洲。他于194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194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7年他获得了弗兰克·E·塞德曼（Frank E。Seidman）政治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其代{L-End}表作包括《冲突的战略》（1960）以及《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1978）。与传统上大量运用数学的博弈论不一样，其主要研究领域被称为“非数理博弈”。2005年，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L-End}表彰他们“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