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死，是《三国演义》精心经营的篇章。
当罗贯中执笔写这部演义时，由于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关羽已经成帝成圣，所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等到毛宗岗父子评点整理成现在流行的这个本子时，更是不遗余力。篇幅之长，回肠荡气，《三国演义》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也没有像他这样着力描写的。
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名将晚谬》里写过：“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擒，以败大事。”完全是骄兵必败的结果。但捉住关羽的孙权，竟想诱降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这就说明孙权识见差焉！
他不了解当初曹操能使关羽降，而现在他孙权则不能使羽降。因为当时魏能打出汉献帝的招牌，而吴却没有。投降者也有其符合自身尊严的选择，宁降与龙虎，也不甘降于等而下之者。而且曹操能在建安五年使关羽降，此刻，无论曹操、孙权都无计可施。何也？关羽二十年前，只是一员战将，降汉而不降曹，暂屈以图别计。现在，他是天下瞩目的一方主帅，诛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华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汉寿亭侯，赫赫扬扬，功勋卓著，把曹操吓得差点迁都的人物。这个光辉形象，他自己也不会玷污的了。
后来，孙权悟过来了，把关羽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战败关羽的吴大将吕蒙，突然被关羽的亡灵附身，七窍流血而亡。他虽能打败关羽，但关羽的报复，是通过死后的亡灵，最后使这个胜利者死得更惨。关羽之死的描绘，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善恶报应的传统文化心理。
善良之被欺凌，正直之被屈辱，君子被小人嬉弄，忠臣被奸佞陷害，这类恶行占据上风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好人不得好报，正义无法伸张，坏人永远得志，良民总是遭殃，好像是一种永远也喘不过气来的常态。人们对于国贼民奸，暴君昏臣，屠夫恶棍，歹徒劫匪的蹂躏折磨，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阴间，寄托于西天极乐世界，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是神和鬼在统治着的，至少不像人间这样恶行不受责罚的世界。
这种宗教宣扬的报应和轮回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地有市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谁都逃不了死，作恶必自毙。最后，坏人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到惩处，升不了天，哪怕投胎也只能投到母猪肚子里，被人宰了吃。这就成了受尽欺侮的，求告无门的，不敢反抗的，无可奈何的弱者们一剂最佳的自我安慰的精神良药。所以，马克思学说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毒害人们的反抗压迫之心，抑制人们奋起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于是这种梦代替了实实在在的报复，无数人和无数次的这种梦的臆想，化为言之凿凿的事实。生前是弱者，死后化为复仇的厉鬼，活着谁都可以欺侮，但一死就可成仙成神去报仇伸冤。所以像关羽这样的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竟被吕蒙设计败走了麦城，那么更是要让他成为使恶人闻之魂飞胆丧的天神。
而且，残害的对象越是了不起，那报应也来得越快，吕蒙马上就被关羽死后的魂灵附体索命。远在洛阳的曹操，也整日间白昼见鬼，“每夜合眼便见关公”，这就十分的牵强。而且历史并非如此，可写在演义里，讲在故事里，便使那些活得实在不自在的人，得到最大的宽慰。因为在老百姓的心目里，曹操是个奸雄，正义之神便一定率领着那些他杀掉的好人，来缠住他不放，最后想逃脱一死是不行的。这些大快人心的报复，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因此，在如此精神鸦片的麻醉下，忍辱偷生，苟延残喘，也就甘之如饴，既然人算不如天算，还用得着什么反抗呢？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打算活着去反抗恶的报复观。
唯其不反抗恶，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能够维持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统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