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当今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原因
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凯德洛夫所代表的观点认为：21世纪将出现心理学革命，心理学将成为科技革命的带头学科。这是因为，心理因素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随着各种新技术学科的不断发展，知识陈旧周期缩短，引起人们巨大的心理负荷；此外，人类在研究基本粒子、生物量子之后，必然要研究人本身。同时，人们的心理在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会存在消极的方面，对消极的心理做出诊断，进行及时地矫正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且不论凯德洛夫所作预言的科学性和准确程度如何，但仍可以看出心理问题的突出是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变革的要求和一些人对此适应困难所产生的过渡性失衡密切相关。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变革，导致众多社会成员出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心理失衡和行为失范，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原有的一些权威失范（领导者的权威、某种规范制度的权威、管理的权威等等）、一些人社会角色的失范、不同社会阶层都有一些人出现了主导价值观念的失范等等。社会各方面的失衡状态，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暴露的结果，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各种社会矛盾最终要通过社会个体表现反映出来。警察也是社会成员，当然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就警察组织中出现的生活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而言，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原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适应困难；主体原因；警察工作压力以及警察组织、警察工作本身存在的负面影响。这里仅从前两方面的角度就警察与社会其他人群面临的共性问题，侧重于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提出以下看法。第三方面的内容，在后面专门论述。具体如下：
2.4.1.文化积淀对中国人社会心理素质的影响
社会意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心理，二是思想体系。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社会心理是指一定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普遍心理状况或某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心理状况。普列汉诺夫说过：“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0页）自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十四大宣布中国将要告别几十年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迈出的伟大的一步，也是一场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决定了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必然发生相应地深刻变化。由此而导致的过渡性失衡现象必然表现在方方面面，社会新旧价值观念转换所引起的矛盾、冲突，社会心理的无序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即博大精深又带有明显保守、封闭的人治特色。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规定了社会关系中的三纲五常，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可谓精致极巧。当个人的尊严、自由已无处可寻时，社会的虚伪就不可避免地普遍化了。当代中国“一句顶一万句”、“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无不是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封建主义王道人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和发展。
人与现实之间不仅存在着同一性，而且具有斗争性，这种斗争性集中表现为人对现实的超越和改造。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大地冲击了这一系列伦理道德思想的同时，也极大地引起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的矛盾和变化。在一场社会变革风暴到来时，社会的巨大的心理障碍将本能地阻止变革，即使是完全支持改革的人，也将经历一场痛苦的心理转换过程。经济发展的错落交织、人们观念上的混乱模糊，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和调整过程。后者既依赖于前者的发展，问题往往又甚于前者。但这决不是“两难”的问题。当人们感受到传统受到冲击、观念需要更新时的阵痛，除了寄希望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发展，还呼唤理性的探索，以不断推进改革的进程。当新的道德标准体系，以及人际关系准则确定之前，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广泛存在着的不适应、不满意，会表现为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无序和冷漠。
2.4.2.信仰多元化所导致的观念冲突和无序状态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使用带有强制性的教育手段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的信仰，同时对宗教信仰采取了限制、控制的严厉措施。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是在向人们描绘、展示未来美好前景的“此岸真理”的理论。而任何宗教则是通过描述来世或死后世界给人提供一种“彼岸真理”的精神安慰。
由于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受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现实条件的限制和领导人群自身的理论修养、历史局限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的理论描述存在着偏差。当理论与现实呈现明显不一致时，一些人原有的信仰随着“政治热情”的消失而瓦解。在一些的头脑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集中反映世界观的信仰。信仰是人行为的准则，有些人虽然在放弃原信仰之后没有选择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他信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因此，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与此同时，各种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也在得以蔓延。
生活宽松、多元化导致信仰的多元化，这是一种客观现实。这使得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单纯、服从领导、服从社会、奉献、乐于助人等观念和习惯做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信仰多元化，生活宽松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而好传统的丢弃，过渡阶段社会生活中的无序状态则加重了人们心态的失衡，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
2.4.3.“基尼系数”与相对剥夺感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计量贫富差距的统计指标，它表示1%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如“基尼系数”为0.5，即说明1%的人口占了50%的社会财富。当“基尼系数”等于0时为绝对平均，1时绝对不平等，处于两端水平是不可能的，也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0.2以下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在0.2——0.3，为相对平等；0.3——0.4，为中度不平等；超过0.4，不平等程度偏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1980年的基尼系数是0.28，1995年是0.38已经处于中度不平等。从动态来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15年内收入差距从比较平均到相当的不平等。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1996年中国城乡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25，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至0.456。达到偏大的不平等，这样快的社会变化、这样大的贫富差距是值得忧虑的，非常容易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荡。中国被联合国列为4个地区差别较大的国家之一，敦促中国采取政策，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题，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目标中的经济指标部分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经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考虑到社会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6：1。而在贫富差距方面，20%的最富有的人群占有财富达55%，最贫困人群的财富占有比重则进一步下降。这样巨大而且继续拉大的差距，对社会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④在道义上，有违社会公平原则；在政治上，将破坏社会稳定；在经济上，财富的过分集中也将阻碍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趋势如果继续恶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可能受阻。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要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在一个时期之内拉开收入差距，又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需。由此而导致的人们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行为问题，是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或者可以认为是社会发展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如果忽略了由此引发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社会将会付出过多的代价。
这里提到的相对剥夺感是指：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得到增强的基础上，不同的人对改革产生了不同的期望值，但社会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同时，社会在克服平均主义之后出现的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增加了一些人的内心不满，对别人的致富由羡慕而不平，由不平而不满，有的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
贫富差距，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基础；而贫富悬殊，则使相对剥夺感以更快的速度生长。由于可以见到的财富、机会等刺激因素的存在；权钱交易、不正当手段暴富、腐败问题；流动人口以及影视媒体对高消费过分渲染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构成了相对剥夺感得以迅速发展的土壤——人们处于普遍的不平衡状态，造成挫折。
2.4.4.利益驱动导致的物欲化倾向使人感到不安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传统的儒家义利观把义和利、欲望和道德对立起来，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人们的利益驱动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过去传统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模糊了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责任、义务关系，把人们的社会物质和精神需要都拉到相互接近的低水平。这样似乎社会稳定，人们纯朴敦厚，无人争利，实则极大地压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和谋生途径、方式的多元化，使得一些人认为有钱就有一切，走上了为富不仁的道路。与此同时，一些人却在为温饱而奔波。当社会宣传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法制经济的同时，资本原始积累所特有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的行为却屡禁不止。这一切都增加了人内心的矛盾和压力，使人感到了困惑不安。
2.4.5.社会生活中虚假化、冷漠化倾向的发展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流行了一系列口号，“一天等于20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一亩地产30万斤粮食”等等，尽管这些口号体现的是愚昧和无知，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但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狂热的政治热情可以使人对客观事实视而不见，甘愿受苦受罪。“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口号代替不了吃饭。口号政治的结果是，一旦人们失去了最初的盲从和狂热，剩下的就只能是假话、大话、空话、鬼话。
我们天天在讲“实事求是”，但假话、大话、空话、鬼话却经常存在。引起公众关注的首先是由反走后门、反不正之风、反请客送礼、反奢侈浪费到反腐化堕落这样一种畸型的发展过程。每一个过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事情愈演愈烈，表明社会风气并未好转。一部分官员为了实现所谓的个人政绩，在制造假数字的同时，体现了他们社会责任感的淡薄，造成了国家更大资产的流失和浪费。诸如，水利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王八旦工程”，多少人的辛勤劳动因此而付诸东流。另外，“假人”已成为治假的重点。假学历、假身分和极个别官员的卖官授爵等问题已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再次，才是假种子、假农药、假唱、假演、假球及其它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和社会腐化行为的大肆泛滥、屡禁不止.。对此，公众已是深恶痛绝。但往往由于自感无力纠正，因此在一边指斥别人的同时，一边放纵着自己。由此可见，虚假化、冷漠化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反过来又加深了群众广泛的不适应、不满意。
与计划经济，尤其是“文革”以前不同的是，当今的假话、大话、空话、鬼话所反映出来的虚假化、冷漠化不再是压力下的产物，而是一种随波逐流，受经济功利目的诱惑的一种既不满意又十分自觉的行为，带有更大的群众性特点。这一切加深了人们内心的矛盾和观念冲突。
2.4.6.社会上痞气——行帮之风的死灰复燃
原有的人际交往模式和僵化的社会运行体制受冲击后，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行体制建立前，社会盛行着痞气和行帮之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几千年形成的以家族为轴心，以人情为纽带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正在迅速被权利义务关系、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所冲击。过渡阶段金钱所反映的权利义务关系，同羞于言利的人情关系相比，显然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人情纠葛，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但与此同时，办事凭路子、靠金钱的风气日增.。当这种风气与不择手段地攫取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又时时令人心理失衡。
一个时期内，有意曲解党的政策、国家法律，为了个人、小集体、本单位和本地区的眼前局部利益，宁可损失国家长远利益，付出破坏环境的惨重代价，砸碎子孙后代的饭碗，这样的事屡禁不止，反映出相当一批干部具有典型的农民意识和行帮习气。例如，“圈子”里的人出面、哥们出面，加上物质利益，有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办、都敢办。而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则被视为假正经、楞、不入流、受到排斥。这样的情况大到多少亿的工程，无论存在多大的质量问题，甚至致人死命，多少亿的投资失误，血本无归，只因有关系、有条子批示，都有人企图用一句“交学费”、“锻炼队伍”就存档挂帐。小则许多普通老百姓办些简单的事也要想法请客送礼托人情，这样才心安。另外，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也可见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均由小兄弟组成。往往是一人发话，众人附合，是非似乎已不是表明自己态度的依据，只能唯马首是瞻，媒体披露有极个别地区的主要领导成员竟然是一群磕头拜把子的金兰兄弟，俨然一副青红帮老大的架势。
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导致一些单位、地区失去了管理和领导的科学性、权威性。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生活习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社会生活的无序化和对法纪的公然藐视，导致相当部分群众的心态失衡。
2.4.7.社会角色转化过程中出现的责任意识淡化问题
人的社会化具有强制性和终身持续性的特点，在社会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指，由人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为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模式，是与某种社会身份相称的行为规范的集合。包括三层含义：（1）是一套社会行为模式，每一种社会行为都是特定的社会角色的体现；（2）是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的，角色行为真实地反映出个体在群体生活和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3）是符合社会期望的，按照社会所规定的行为规范、责任和义务等去行动的。
任何一种社会行为，不仅反映角色扮演者的社会地位及身份，而且体现出个体心理、行为及群体心理、行为及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今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生活节奏加快、生活环境宽松，角色转换、角色中断、角色交叉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现代法制的社会中，人们将普遍形成“公民意识”，即社会生活中普遍的权利、责任、义务意识。社会普遍公民意识的形成同样需要过程。当前，仍有许多人缺乏公民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从各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一个时期内，大量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再就业，由昔日的“主人翁”成为今天的“打工者”，把干多少活和挣多少钱紧密地结合起来考虑。随着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负责人也成为“老板”，拥有较大的权力。一些人自谋生路，却缺乏公民意识，因此变得缺乏社会责任感。包括一部分市民和农民在内的大量流动人口，一旦离开了地域管辖范围，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角色和约束，自己只是大量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匿名性和责任分担的感觉增加，自我约束力降低。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一些人会因地域的落差和人与人之间贫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产生不平衡、不满意感。因此，有的人敢于做出在家乡、在亲友熟人面前完全不敢为之事。
许多人都面临着社会角色重新定位的问题。在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中，有的人幻想一夜暴富想尽快改变自己的境遇。这样一种躁动的心态同样也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比如，有的人认为职工是为老板打工，我是给国家打工。因此缺乏责任心，只看到一些人富了，看不到别人劳动的风险和艰辛，不安心扎扎实实的工作，因此而搞权钱交易。这样的心态使一些人只注重工作的最后收益，忽略了工作的性质、目的、意义、过程。表现在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也突出了行为的功利目的，无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小团体本位利益的追求也体现了与个人利益的更大结合，这样一种消极心态的存在销蚀了人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使得不同地位、不同境遇的人都普遍感到不适应、不满意，表现为一种社会心态的失范状态。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向多元化发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的社会角色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如角色发展、角色变化、角色中断。根据社会对角色的规范和个人的理解去行为就是角色实现。角色的变化与角色的实现会呈现某种不协调，尤其是由角色变化而导致的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去势焦虑及55岁、59岁现象，即可以导致行为问题，也可以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
当人在应激所造成的压力状态下，从事具有特殊性的警察工作时，其中那些责任心不强，对警察工作缺乏明确认识，未能真正进入工作角色，价值观念存在偏差，心理素质存在问题的人就有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厌烦、冷漠、不负责任、举措失当、控制力减弱、应激水平降低、反应不准确、身体状况欠佳等不同情况。这样难免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工作失误，并出现某些违纪、违法和犯罪的行为。这样的教训已非个别。
2.4.8.弱化训练的结果
弱化训练指的是：诸事如意、一帆风顺，结果导致主体不能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挫折。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具有很大的后天可塑性。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强化训练在于扩大心理受压面，无论祸福吉凶，都有心理准备，都能担当得起。
我国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身份地位处于高度稳定状态，政治生活处于保守和封闭的状态，在保守、落后、封闭状态下的“大锅饭”，就是对人社会心理的弱化训练。另外，我国已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独生子”时代，家庭和学校教育中过度保护、过度限制等做法，也是一种弱化训练，导致一些年轻人不具备应有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指的是公民对社会变革的心理适应和反应能力，是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总和，是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有学者把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概括为以下内容：
（1）理解能力。系指对社会变动的认识水平。人们容易接受那些能够被理解的事物，因此对社会变革理解力越强的群体和个人，其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也就越大。
（2）应激能力。系指群体和个人在面临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自我重新控制的能力。人的应激行为是建立在理解能力基础之上的，并受理解能力的制约。理性的、合乎规律的理解能力是应激行为成功的基础，而情绪性的认识则使应激行为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此外，成功的应激行为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积极，心理承受能力得到强化；而失败的应激则使人变得消极，降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3）耐压能力。系指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变革中所能承受压力的范围。人的耐压能力是有弹性的，在一定压力范围内，可以有正常的社会行为。如果社会变革过大或施加压力的时间过长，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则往往会出现异常。
（4）平衡能力。系指人们在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反应方面的综合平衡能力。情绪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可以经由意志的努力通过不断地行为逐渐矫正；情绪情感的变化也会导致认识的调整。良好的平衡能力可以弥补前述三种能力的消极方面，对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无形的，但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起着实实在在地作用。由于把握起来十分困难，所以它常常被人忽视，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和个人付出相应的代价。在社会变革中如果忽略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再好的愿望和设计方案也不能顺利地付诸实施，甚至会遭致公众的抵制和反对。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变革能否顺利进行，不仅取决于改革方案本身的优劣和完善程度，同时还取决于公众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这个重要因素。
同时，个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水平不但关系到其对变化中社会生活的适应，还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而社会生活中的弱化训练，降低了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增加了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机率。
警察工作需要较强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和挫折容忍力，这是因为警察工作是一种社会性很强，享有“特殊”权力、专业性突出、危险性极大、工作纪律严明，要求工作主体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抗腐蚀能力的特殊工作。繁重的任务使许多民警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此外，外界的环境变化和机体内部状态所造成的人的生理变化和情绪波动，也会导致主体的心理压力。人面对压力总要采取某种态度去适应，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和长期超强度的心理负荷，会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过度的反应，有可能造成主体的心理障碍和心因性疾病。人民警察的平均寿命低于其他人口平均寿命10岁，这一点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
2.4.9.信息选择和接收所面临的压力
个体的行为系统固然有相对稳定的一方面，但是由于各方面众多新鲜刺激的出现，随着外部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变化，人的行为系统会显现不稳定的趋势，人的心理会失去平衡，会呈现平衡——不平衡——平衡这样循环起伏的态势。
公安政法民警的违纪、违法和犯罪的行为往往出现在原有行为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其特殊的地位、权力和职业特性，使得他们必然接触社会上的各种阴暗面，也经常由此体会到自己手中权力的重要性。在众多信息影响下，部分公安政法民警会失去原有的心理平衡，需要不断重新确定自己的行为指向，重新确认自己的角色，以恢复心理平衡。这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其中个别人会在众多信息影响下，做出错误的行为。当各种内外刺激导致心理矛盾，新旧（指个体而言）价值观以及为了满足需要所产生的动机和选择行为的手段处于冲突状态，主体感受到挫折时，往往会导致其中个别人做出违纪、违法和犯罪的行为。另外，当其中个别人在恢复心理平衡的过程中，使新的心理平衡建立在错误的认识基础上，就有可能形成故意违纪、违法和犯罪的意识。这种人在受到金钱诱惑、性刺激、自尊心受到挫折时，其原本处于前意识的“犯意”就可能进入意识状态，主动利用职权，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寻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应当看到，每个人行为系统的形成和变化受环境影响，尽管人离不开社会环境，但并非社会环境决定人的行为，而是人选择了环境。
总之，环境的宽松、信息量的加大，增加了心理和行为过渡性失衡的概率，也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心理选择的困难，使不良心理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
2.4.10.不同意识层次的作用
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反映。意识使人的心理区别于动物的心理，也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正常情况下的清醒状态与熟睡、昏迷、麻醉状态下的不清醒状态相区别。对于人心理现象和行为方式的解释，心理学存在着不同的理论。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人的意识可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
意识状态，即人对待事物已达到知觉、注意的状态，并有积极活跃的内在过程。前意识在这里指的是，人由于某种不正当的需要、欲求，对某种事物已达到羡慕、渴求的知觉状态，但鉴于法纪的约束和道德的自律，经过意志的努力尚能自控，使这种欲望处于静止或潜在的状态。如果出现了明显有利于违法犯罪的条件、因素，加之主体前意识状态的存在和意志力的薄弱，这种前意识状态或潜在状态的不良心理就可能进入意识状态的违法犯罪心理阶段。而这种人往往是受动的，并为自己寻找种种合理化的借口。如：受女流氓的勾引就范、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把索贿和其它不当得利说成是他人的馈赠、把权钱交易解释为相互帮助等等，我们常说的“一闪念”、“机遇型犯罪”的心理基础，就是这种心理状态。许多人都存在这种前意识状态的不良心理，只不过由于其处于“静止状态”而不被人们意识，有的人则不愿意承认或不肯正视这一点。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同样表现在部分公安政法民警之中，存在这种“犯意”的公安政法民警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出现在自身行为系统和心理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
另外，从意识形成的顺序看，还可以分为前置意识、正在发生的意识和意识发展的趋向。前置意识是指，在原来社会化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意识，对意识的后来发生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意识、前意识还是潜意识，其在发展或由准备、潜伏状态到被调动出来的过程中，均可能面临着潜在不良需要的被诱发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社会适应困难，出现心理问题。
必须看到，离开了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氛围，孤立地去谈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无法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