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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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附录

1.为汉水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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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子前方不远处的小河叫月河,它是汉水的故道,若干年前主流西移,月河便退位成支流。

小时候,到山里割草、砍柴、走亲戚,都要经过月河。那时,河水清澈见底,甘甜爽口,捧起来就可饮用。河边弯柳成林,浓荫片片;堤岸上芦苇飘动,野花鲜艳;吃草的牛羊和戏水的孩童,构成了优美的诗情画意。

后来我进省城求学工作,离开了故土,但月河的甘露玉液,一直在我心中流动。如果说我的文笔有点儿淡雅朴素,带着水性,那都源于月河的滋养。

二十多年转眼过去,有一次我回到老家,又去亲近月河,我发现它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好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突然演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妇,让人难以接受。只见堤岸裸露着,河道里坑坑洼洼,水流只有窄窄的一线,并且浑浊不堪。一了解,原来是淘金挖坑,盖房修路取沙,小作坊工厂用水排污等,将月河摧残了,肢解了,榨干了。我站在河边十分气愤,心情沉痛。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本来是好事,可无序地混乱地开掘土地与河流,则是一种犯罪。

我一直想写点儿什么,可没有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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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开始,我就很兴奋,十分关注它的进展。我心里清楚,引水进京,这将给古老的汉水带来保护和重振,使这条遍体鳞伤的大江得到涵养恢复。希望家乡变得优美、生动、耐看,这是一个在外游子本能的愿望。

2009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文艺创作重点项目的资助扶持计划,广泛征求作品。我觉得机会来了,就列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探行的长篇纪实文学提纲,首先上报到陕西省作家协会。省作协经过研究、论证,从几百部应征作品中筛选出了十多部报送到省委宣传部,宣传部又召开专家评审会,最后确定了5部,我的这个计划名列榜首。

人的生性是慵懒的,贪图享受和自由的,有时候就需要鞭策和压力。创作计划得到肯定和落实,我便积极行动起来。

本书最初的题目为《汉水流长》,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我觉得汉水是伟大的,亘古不变的,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岸边的子孙,它是我们的母亲河。当然,南水北调工程也是伟大的,但毕竟只是汉水万年流程中的一次机遇。

我想使更多的人了解汉水,认识汉水,知道今天汉水岸边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他们为保护母亲河、建设母亲河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发现,外地很多人并不熟悉汉水。

天津有个著名作家,称南水北调是“长江北上接天津”。实际上,调水源头在汉江中游,根本就没有进入长江,工程可以说与长江没有直接关系。

北京有个作家,称“穿黄工程”是“长江与黄河的亲密接触”。这水不是从长江里流出来的,也没有经过长江,合理地说,应该是“汉水与黄河的亲密接触”才对。

还有许多人从口号和文件中知道丹江,因为水利建设上有个“丹治工程”,于是就有人写文章称是把丹江水调进北京,其实也不准确。丹江只是汉江的支流,调水源头所在地丹江口水库,其实也建在丹江的下游汉江河流的主道上,并且库区里蓄的水,70%多来自汉江主河。

这些都是概念的模糊,或者地理知识的偏差。不管是以大代小,还是以小充大,都缺乏科学的精确的把握。严格地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就指汉江中上游那一片秦岭和巴山间的峡谷。

有个汉中人去北京出差,与出租车司机聊天,说:今后北京人啊,要喝我们那儿的水。出租车司机一脸疑惑。汉中人问:你知道南水北调吗?司机点点头。你知道汉江吗?司机摇摇头。

作为一个汉水之子,我有点儿愤愤不平。

我为汉江抱屈。我们宣传汉江太少了,我们忽视了这条地球上的美水和福水,太不应该。

我要为汉江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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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汉江边长大,对它比较熟悉,也曾先后几次考察过沿江的风土民情,但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保护工作是一个新的动员,各地进展情况不一,生活现场日新月异。

我决定重走一次汉江。

2010年4月,春意正浓的时节,我背起行装,乘长途汽车去宁强县的汉江源头。

沿江而下,点面结合,断续跑了半年,走过二十几个县域,10月底从丹江口回到西安,已是寒意渐显的秋末。

其间的旅途疲惫不说,发生的几件特别事情,让我记忆深刻。

那次,在石门水库拍照,因坝体高大,要拍下不变形的全景,就得爬到大坝对面的山坡上。我找好机位,按下快门,连拍数张,非常满意。谁知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鞋被树根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向前栽去,幸好有一棵小树挡住了我。爬起来一看,天!前方一尺就是悬崖,如果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想,人的祸福机缘真是难测,还是处处小心为好,不可大意。

去汉山上考察,开始大太阳晒得人头脑发晕,中途竟然大雨倾盆,晚上躺在南郑县城的一个小旅馆里,开始感冒发烧,周身难受,意识混乱。我云里雾里乱想一气,不知今夕是何年,梦与现实纠缠不清。孤旅的滋味,天涯的惆怅,半辈子的辛酸,一起涌上心来,湿了眼眶。第二天下午,终于病情减轻,我背起行装,继续上路。

到十堰市转车去丹江口,上了大巴,还有半个小时才开车。我把旅行包放在头顶上方的货架上,然后靠在座位上休息。突然想起身上装的一个小小玉观音,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没有,就站起来拿旅行包,谁知货架上是空的。吓了一跳,左右一瞧,后边几排的座位上,有个小偷正翻我的包,并且已把照相机拿在了他的手上。见我觉察,连说拿错了,放下东西,下车溜走。我检查了一下,幸好东西全在。那包里的照相机和笔记本,记录着我沿江考察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假若丢失了,我就无法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虽然有些曲折,但我顺利而归,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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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这个题材很大,涉及的面积广,人物多,我只写了水源地保护建设这一部分。像库区移民、引水渠道的开掘工程等,这里较少涉及。因为库区移民虽是大事,内容十分丰富,但别的作家已写过,新闻单位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我再写这些就是重复,没必要,意义不大。而引水渠道的开掘工程,现在尚未完工贯通,并且是高科技的现代化机器施工,可写的空间很少。于是我的目光,就集中在水源地存在的问题上,调水工程说到底,就是两大块,一是引水长渠的修建,二是水源地的保护。我认为水源地的涵养、维护、发展很关键,并且是个长期性的话题,不受时空限制,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究竟怎样搞,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摸索。希望中国的南水北调不光是解决调水一事,在这些方面也能总结出一些经验。

水源地很长,我采取探行的方式,从源头开始写起,用田野考察的笔法,力争将多一些的生活场景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国家水利部文联介绍我去基层单位,汉江集团工会主席赵立群、科长张俊,中线水源公司综合部主任周建华等人,都给了切实的帮助,这里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所在的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在时间上和舆论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我能够从容地完成写作任务。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一直关心着此书采访及写作的进程,他们的督促及问候,于我是一种动力。

还有那些工作在县里、乡里的基层干部、群众对我的帮助,这里不一一列举,均表示感谢。

写完这本书,我心头对故乡、对汉水的重负才算放了下来,于是,顿感一阵轻松。

2011年7月27日晚于朱雀门

2.源头探秘

中国是个喜欢写标语的国度。

在陕南老区,尚保留着当年红军闹革命时刷下的标语。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写在墙壁上的标语,仍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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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是个多事之秋。

洪水,是罪魁祸首。

8月7日晚至8日凌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强降雨,滑坡泥石流堵塞了白龙江,形成堰塞湖,回水淹了舟曲县城,区域供电全部中断,通信基站受损严重。县城附近一个有三百余户群众的村庄,竟被洪水泥石流吞噬。据统计,截至8月22日,灾区遇难1435人,失踪330人。

8月15日10时,举国哀悼,国旗再次为生命的尊严降下。过去,只有国家领导人去世,才会降旗以示哀悼。汶川大地震之后,开始为悼念平民百姓降国旗。如今,这是第三次。那一刻,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人民都肃然伫立,面色凝重。

在舟曲之前,7月18日下午,陕南汉江上游水位猛涨,暴发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安康电站开闸泄洪,安康市城区拉响防汛警报,发布Ⅰ号撤离命令。结果,城郊的东坝、西坝被淹。汉江上游的紫阳、岚皋、旬阳、白河等县,都有泥石流发生。那片美丽的秦巴山地,一时成了洪水猛兽纵横肆虐的天地。仅半天时间,五十多条生命卷入泥流,七千多间房屋毁于洪水,十多万人紧急转移,六十多万人顿成灾民。

同时,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海河等大流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洪涝灾害。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10年入汛以来的连续暴雨,导致我国很多地方出现洪涝灾害,是1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至今,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两千多亿元,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2000人,这也是10年来最多的。

水在呼啸,水在发怒,水在横流。

是中国的雨水过剩吗?

然而,我们又是一个缺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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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人离开水是没法存活的。

我们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在每个成年人体内,含水量要占体重的65%。人的活动靠血液循环,而血液中80%是水。如果人体减少水分10%便会引发疾病,减少20%左右就会面临死亡。

从卫星地图上看,我们的地球是被绿水包围着,即三分陆地七分水。据水文地理学家的估算,地球水资源总体积达14亿立方千米。但是,其中陆地淡水仅占3%,其余97%为海洋咸水。而在陆地淡水中,又有77.2%分布在南北极,22.4%分布在很难开发的地下深处,仅有0.4%的淡水可供人类维持生命。就是说,若把地球上的水盛在一个大桶里,可用的淡水只有那么几滴,真是弥足珍贵。

并且,人们饮用的水有一半来自河流与山泉,而大河的水源来自冰川融化。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球就有了气候变暖趋势,连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都出现冰川减少的现象。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带来了洪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干旱。常常这边洪水泛滥,邻省那边却遭遇严重的干旱。

一方面是水源减少,一方面是人口暴增和现代工业飞速发展,这就形成了严重的水危机。据2004年3月21日的新华网报道,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人类用水增加了5倍。世界上有12亿人用水短缺,30亿人缺乏卫生用水设施,每年有300万到400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为水所困。水危机带来的生态系统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将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水资源短缺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前不久,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和世界水会议已发出警告:人类在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就是水。

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有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25%,居世界第119位,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

中国水利部发布的水资源公报显示,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余座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缺水的有110座。由于可用水资源量在逐年递减,因此,中国GDP在年均增长约8%的情况下,用水量却在以0.45%的速度下降。水利部有关专家指出,中国的用水高峰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那个时候,全国用水总量估计在7000亿到8000亿立方米,按现有水资源量计算,缺口将达到1/4。而且由于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在华北等人口聚集的地区,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甚至低于以色列等中东国家。

河北省的白洋淀在上世纪50年代的面积是561平方公里,现在只剩下一小半。孙犁先生在小说《荷花淀》中写到的风景:“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如此诗情画意的场景,如今恐怕很难看见了。

过去在华北平原,用铁锹就可以挖出地下水。现在要用深井泵潜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得出来。

西安的大雁塔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已经倾斜了近1米。在山西,有一半的煤矿因缺水而不得不缩减产量。

陕西的榆林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是煤、气、石油能源的聚集地,地下水沉降的状况更为堪忧。也许再过一些年,这里会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黄土高原上居住的村民,每天要去山下十多里的河沟里挑水吃,往返需要几个小时。我在陕北一个村子看到这样一幕:有个新媳妇刚从外地嫁过来,早晨去山下装满水,然后挑着两只水桶晃晃悠悠上山来,爬到半坡,脚绊了一下,水桶担子哗里哗啦滚下了山坡,新媳妇气得坐在地上抱头痛哭:今后这日子可怎么过!

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比一些干旱地区还低。50年来,北京湿地萎缩面积相当于两个海淀区的大小。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以下就算是缺水城市,而北京的数据是不到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的1/8。

北京的用水,以前70%依靠地下水,后来地下水严重短缺,已经超负荷运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地下水位距地面平均高度是3米。由于连年干旱,北京的地下水连年超采,现在水位距地面18米,并且每年还继续下降2米多,已接近在技术上不可能供水的警戒线。目前,华北一带已形成大面积漏斗区,北京东郊出现了地面下沉。

北京变成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特大城市!

北京是首都,首之不稳,身之难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等专家认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已到了不得不考虑迁都的问题。

迁都绝非小事,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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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问题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袖早就放在心上。

据《林一山回忆录》描写,1953年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去南方视察。19日早晨,他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号军舰,顺江东去南京。军舰离开码头时,长江水利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带着秘书魏廷瑐等人奉命登舰。

毛泽东找林一山,主要是了解长江治理问题。在船上,他提起了南水北调,问林一山: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呢?

林一山想了想,回答:可以。

主席笑了,继续问: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林一山胸膛一挺:报告主席,我想过。

主席又问:你研究过没有?

林一山照实说:没有。

主席再问:为什么?

林一山汇报:没有交代给我这个任务。

对于林一山的回答,主席没有责备什么。他打开林一山带来的一张地图,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用铅笔指着西北一带的白龙江,说:这里的水能不能调到北方?

红军长征时主席曾经过此地,他对这儿充沛的水资源印象非常深刻。

林一山肯定地回答:不行。

主席问:为什么?

林一山说: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低了,引水工程既不经济,且不可能;越往上游工程越小,但水量也小,引水价值不大。

主席点点头,又将铅笔指向嘉陵江干流的西汉水,问道: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摇摇头:不行。

主席问:为什么?

林一山把白龙江不能引水的相同道理做了说明。主席又把铅笔指到了发源于陕南的汉江,问:汉江行不行?

林一山说:汉江有可能。

主席问:为什么?

林一山说:汉江与黄河、渭河隔着秦岭平行向东流水,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的规模却越小。

这时,主席用铅笔在汉江上游至下游画了许多杠杠,每画一个杠杠都要问:从这里开始行不行?林一山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性,但要实地考察研究一下,看哪个方案最好。当主席的铅笔指到丹江口一带时,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是最好的位置。

主席停下来追问:这是为什么?

林一山说:汉江流到这里是峡谷的终端,再往下转为南北走向,河谷变宽,两边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

主席听完介绍,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查勘,资料出来即刻给我写信汇报。

离开“长江”舰,林一山感到责任重大,立即着手组织人力下去,认真查勘研究切实可行的引水路线,然后把结果写信上报给主席。

主席一直关注着林一山的工作进展。

说来有意思,毛泽东似乎一直对武汉这个地方感兴趣。1956年6月,他又来到江城,并在长江中游泳,还写了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中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我们能看出,主席喜欢水,且对国家的水利事业早就有了想法。

如果把调水大计比作一首歌,那么开头的基调是当年的共和国领袖早就定下的。

歌头亦是源头,是重要的起始。有了第一个音符,大歌便会随势而起;有了第一股水流,洪涛便会逐浪而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一山受到冲击,被造反派夺了权,成了闲民。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前,湖北代表团到北京,主席问代表团团长张体学:林一山同志的情况怎样?

张体学说:靠边站了。

主席又问:有什么问题没有?

张体学说:没有大的问题。

主席笑了,说:能不能站出来啊?

在主席的关心下,林一山得到“解放”,重新拿起了为共和国的水利事业绘制蓝图的彩笔。(详见《张体学情洒丹江口》,丹史文著)

半个世纪后,我在丹江口见到了当年的小青年、后来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位子上退休的魏廷瑐老人,听他讲述那一幕难忘的情景,又看了新中国水利界的元老林一山及其他人写的回忆录,心中感动不已。一是对毛泽东主席胸怀全局,关注民生,并且深入细致的领导韬略钦佩有加;二是对林一山等专家务实的科学的直言的作风非常赞赏;三是觉得领袖和干部之间那种亲近平和的探究式的工作关系很有意思。此前这些内幕,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

看来,当时共和国领袖的思考和水利专家的汇报分析,很符合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形势。

后来,中国水利部发布的水资源公报上是这样介绍的:北方的海河流域、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内陆河流域等6个一级流域的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但是它们需要灌溉的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65%,可它们的水资源量才占了全国的16%。所以说,中国的地域水资源情况分布很不均匀,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就是说,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0%多,水资源却占全国80%以上;而占全国耕地60%以上的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20%。

这是客观的地理情况,我们对其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治国大计,当然要考虑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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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又叫汉水,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

国家领袖根据专家意见圈定的这条江,发源于秦岭山中,一路流经汉中、安康、十堰、襄阳、汉口等中小城市以及几十个县域,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在武汉的龙王庙汇入长江,流进东海。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是最清的支流,被誉为“东方的莱茵河”。

十堰市以上的河段,是在秦岭和巴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行。那片苍莽的山林,云雾布阵,雨量充沛,催生出千百条大小河流与溪沟,编织着复杂密集的罕见水网。它们众心所向,一股一股地汇集到汉江主流中来,形成碧绿的玉带,缠绕在山根,滋养着水滨的人民。

陕南的老乡把汉江叫汉江河,那是一种亲近自然的称呼。人们对大海是敬畏的,因为它浩渺无边;人们对大江是困惑的,认为它变化多端;人们对河流则是欢喜的,觉得它就在自己身边,像个熟悉的生活中的朋友。

小时候劳动,我常从汉江边经过,渴了,就双手合并成凹形掬起清水畅饮,很甘甜、很过瘾。用江水煮粥,味道浓郁,爽口饱肚。把江水烧开泡茶,香气飘散,沁人心脾。长大后离开故乡,那种蕴满感情的陕南富硒茶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可缺少的随伴。虽然我也用其他地方的水来冲泡自己带的茶叶,可香味总是感到不够,于是我明白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顺着汉江的清流来到武汉,在东湖边一个社区里拜访了久仰的老作家碧野先生。他是汉江的知音,上世纪60年代从北京来到湖北,在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深入生活,写出了《情满青山》《丹凤朝阳》等清新感人的文学作品。碧野先生听说我从汉江上游来,顿时眼睛发亮,深情地说:“汉江水好啊,北边的黄河是碱性的,不适合饮用;南边的长江是酸性,对人体也不好,只有它们之间的这条汉江,是中性的,是甜水,最养人了。”碧野先生那时年近七旬,仍然一有机会就想法去汉江边转悠察看,他把丹江大坝、南水北调一直挂在心头。

古代的名著《水经注》中,将神州大地的河流简称为江河淮汉,就是指长江、黄河、淮河、汉水。有了远古的汉水,才有了后来的汉朝、汉族、汉语、汉字、汉文化的定名。所以说,汉江是我们祖先的生息地,我们的血液中有汉江水流淌传脉,缕缕不绝。

今天,汉江水又一次担当了给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提供水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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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关注的南水北调,很快就列进了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各流域联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加速制定”。

1959年2月,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

1958年到1960年,中央先后4次召开全国性的南水北调会议,制定了1960年至1963年南水北调工作计划,提出在3年内完成南水北调初步规划要点报告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风雨飘摇,人心动荡,此事便搁置下来。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正式确定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并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1980年7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详细询问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后防洪、发电、灌溉效益与大坝二期加高情况。

1984年11月,《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设计任务书》编制完成。

1991年3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八五’期间要开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

1992年10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西煤东运新铁路通道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

1995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全面论证。

199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邹家华任审查委员会主任,姜春云、陈俊生、钱正英任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科研设计、咨询单位,大学,南水北调工程规划责任单位淮河、长江、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山东和江苏8省市主管副省市长、计委和水利厅局负责同志组成,共86人,另聘专家40余人参加专题审查工作。

2000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南水北调工程座谈会,时任总理朱镕基指出,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务必做到“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简称“三先三后”原则)。据此,有关方面和部门对《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进一步做了调整和加强。

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加紧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2002年8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国家计委、水利部关于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工作情况的汇报。

2002年8月23日,国务院第137次总理办公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200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汇报,审议并通过了经国务院同意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要求抓紧实施。

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国函〔2002〕117号)。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标志着南水北调工程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工程开工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工程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率先开工建设东线江苏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山东济平干渠工程。

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回良玉任副主任。建设委员会成员由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组成。

2003年12月30日,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的永定河倒虹吸、滹沱河倒虹吸工程开工建设,标志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建设。

2004年3月1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南水北调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促进全国水资源整体优化配置的重要战略举措”“要按照规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管理,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建设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把南水北调作为生态环保的试点,向全国辐射。精心组织实施南水北调和淮河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南水北调首要是节水,关键是治污,要加大南水北调工程治污工作力度。坚持先节水后用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的原则。

2005年9月26日,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

2006年2月10日,国务院批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

2008年11月,河南省、湖北省相继召开动员大会,启动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安置工作。2009年8月,丹江口库区湖北、河南两省移民开始搬迁。

2009年5月10日,北京节约用水大会公布,原规划2010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10亿立方米水量到北京,但按最新的建设情况,南水北调引水进京将推迟到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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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不仅仅是单纯的调水工程,它涉及的问题很多。

关于舟曲特大泥石流水灾,有记者做了调查,发现了很多诱发并导致此次灾难的原因。

一是山地松散物质多,由于过去多年的树木砍伐,植被遭到破坏,储水能力较弱,土质裸露甚至疏松,在暴雨重力作用下,沿斜坡及沟谷形成一种流动的特殊洪流,来势凶猛,破坏巨大。

二是拦洪坝溃坝,一些小水库的堤坝年久失修,或者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减弱了防洪能力,导致水来库塌,对下游形成毁灭性的灾难。

三是城镇化的建设,民房集中在低洼平坦处,河道被开发为耕地,只在中间留下窄窄的行洪道。洪流来了铺天盖地,溢满河谷,将建筑物冲毁卷走,群众来不及逃离,造成极大伤亡。

此外还有预警漏洞、防护不力等因素。

其实这些问题,不光是舟曲,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潜伏的危机巨大。尤其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汉江流域,更需要提高警惕并加紧解决。

汉江,如今也是一条伤痕累累的江啊!

当年的汉水女神,现在亦满面沧桑。

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开一条河渠进北京虽然艰巨,但毕竟是短期的,是容易攻关实现的任务。但水源地的涵养、改变水土流失和防治水质污染等,却实在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并细致深入的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源地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重新收拾旧山河。

如今的汉江两岸,已经发出各种议论。

有人说:保住一江清水换来贫穷落后。

有人喊:呵护一江清水带来发展延滞。

有人批评:南水北调是一场灾难。

有人赞扬:南水北调提供了发展机遇。

有人呼吁:要建立水源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

有人倡导:以“一江清水”促“生态文明”。

有人感慨:汉江,任重道远。

有人叹息:汉江,一条忧伤的河流。

有人撰文:我们重新发现汉江的魅力。

有人写诗:万水千山总是情。

调水工程这件事,在全球并不鲜见。比如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即将北方较为丰富的水资源输送到干旱缺水的南方,起始水源地是位于以色列东北部的太巴列湖区。澳大利亚为解决内陆的干旱缺水,在1949—1975年修建了第一个调水工程——雪山工程。该工程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通过大坝水库和山涧隧道网,从雪山山脉的东坡建库蓄水,将东坡斯诺伊河的一部分多余水量引向西坡的需水地区。埃及国土面积中96%是沙漠,水无疑是它的“生命线”。1970年,坝高111米的尼罗河阿斯旺高坝建成后,埃及又开始建造和平渠与谢赫·扎那德水渠,分别将河水引向西奈半岛和埃及西部沙漠,使埃及可耕地面积增加25%。俄罗斯水资源极为丰富,河水流量仅次于巴西,但分布不平衡。为了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前苏联时代共建设了15项调水工程,年调水量达四百八十多亿立方米。其中最长的土库曼大运河长1100公里,曾经被称为世界“运河之王”。美国西部素有干旱“荒漠”之称。由于修建了中央河谷、加州调水、科罗拉多水道和洛杉矶水道等长距离调水工程,在加州干旱河谷地区发展灌溉面积两千多万亩,使加州发展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灌溉面积最大、粮食产量最高的一个州,洛杉矶市跃升为美国第三大城市。

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治理,达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20世纪30年代前,田纳西河流域是美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1933年,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根据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开始了有计划的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最终将田纳西河流域转变为一个环境优美、工农业发达的中等发达地区。

其中也有失败的例子:埃及阿斯旺大坝虽然有显著效益,但其对环境的影响,却引起了多方面的非议。因为大坝建成后,上游的生态条件变得恶劣起来;下游水滋养减少,大量农田也失去了尼罗河中的淤泥肥源而变得贫瘠。并且环境变化,增加了血吸虫病的传播。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地区迁出了10万人,世界粮食机构不得不运送大量粮食解救饥饿中的努比亚人。因此,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认为,它“从结果来说是失败的工程”。

但是,外国的河川地形、经济发展与中国不一样。外国的调水工程也没有中国这么宏伟庞大。

如何处理好水源区的各种纷乱状态,中国也在探索一种有效的模式。或许以后会叫“汉江模式”吧。

究竟是限制还是发展?是灾难还是机遇?水源区的现状怎样?那儿的人民是什么想法,又是怎样工作劳动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在2010年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又走向陕南,走近汉江,走入秦巴山谷,走近那即将要送往北京的盈盈碧水。

参考文献

林一山《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

林一山《林一山回忆录》方志出版社2004年

郑通河《中国水危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

杨立信等《国外调水工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

丹史文《张体学情洒丹江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碧野《蓝色的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王蓬《品读汉中》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

汉中博物馆《石门》三秦出版社2008年

马赟《河源文明的理论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赵攀强《汉水情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宁强县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安康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旬阳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商洛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

商洛市水务局《商洛市水资源公报》2009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5,3——6期

《中国南水北调》网站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网站

《汉江水利水电集团》网站

汉中市人民政府网

安康市人民政府网

商洛市人民政府网

丹江口市《水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