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本经》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万民皆喜”。《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淮南子》也说“羿射十日，中其九日”。
《山海经·海内经》记述羿的事迹，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可见羿这位神格英雄是文明初期颇有政治作为的部族领袖。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将“羿射九日”的神话理解为体现早期政治权力上升过程的历史传说呢？
在中国传统社会，日，历来被看作最高权力的象征。所谓“圣王在上则日光明，五色而备”，所谓“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都体现出太阳崇拜与权力崇拜的融合。《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从这一角度出发，则可以理解“羿射九日”的神话，其实是政治权力演化至于独尊、独断形态的历史阶段的见证。
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黯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变为“政治人”。于是，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对于社会文化的形态和方向表现出规定性的影响。例如：
1.政治等级确定了社会结构的秩序
《左传·昭公七年》记述任芋尹之官的无宇对楚王说的一段话：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妳，妳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依靠这种政治等级制度维持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曾满怀激愤地引述以上这段话，接着又写道：“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对于这种靠政治关系和宗法关系维系的传统秩序，鲁迅还写道：“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古之政制，正在于“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按照《管子·立政》的说法，这种政治地位的差异又导致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从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
2.政治动力影响着文化形态的衍变
中国古代，国家的主要行政机能称为“政教”。《荀子·王制》：“平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姓尽免（勉），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说，申不害为韩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以致“国治兵强”。“教”，意味着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务的直接干预。《史记·五帝本纪》记帝颛顼业绩，也说到“治气以教化”。《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大司徒职能，即“施十有二教”。推行教化的主要方式，首先是所谓“宣传明教”；其次即旌表“善行”，如《续汉书·百官志五》所谓“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第三就是监察惩诫，乡官“主知民善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相告”，政府通过“小惩而大诫”来锤炼民众的顺从意识。政治动力影响文化形态方向的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满族入关后颁行的“薙发令”，则是行政力量左右民俗文化的史例之一。
3.政治意识形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
对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自觉服从久已成为中国国民性的突出性质之一。鲁迅曾经尖锐地称之为“遗留至今的奴性”。中国的历史，无非是这样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还说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谈到的所谓看到轿夫谈笑似无忧虑的情景：“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对政治事务的普遍关心，也是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历代士人都以“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以仕途为唯一人生正途。作为人们终生博取的目标的所谓“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从“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以及“为政以德”而“国功曰功”的角度理解，可以知道最为注重的“德”与“功”，其实都是指政治范畴的成就，而并非一般的道德修养与文化创造的事功。所谓“立言”，往往也指创立“虽久不废”的有影响的政治学说。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说到中国社会对政治特权的普遍的仰慕：
社会对“状元”——科举考试的第一名——的拥戴和欢呼，使每一个母亲都动心。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由皇帝亲自装饰，作为全国第一也是最聪明的学者在街上走过，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人王子。
这就是“一个中国官员所得到的荣耀”。“每每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尚书·泰誓》所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表明民众的政治意识对于政局的决定性作用为正统政治学说所承认。统治者“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就是为了了解民众的政治倾向。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隔不了多少年就发生一次以社会动乱为外在形态的全民性的狂热的政治参与运动。政治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还表现在中国人习惯上普遍以政治尺度来评判善恶是非。如同从幼时起就执著地注重好人、坏人的区别一样，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所谓忠奸之辨作为品评人物的最主要的标准。政治形势的治与乱，也成为人们判定社会环境是否理想的唯一的尺度。以政治条件作为基本原则衡量一切，成为延续十分久远的文化传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治形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育条件方面的优势，因而以完备的政治组织、密集的政治人才、成熟的政治权略为特征，表现出独有的足以高效能地主导一切的力量。
在政治权力的炎日下，赤地千里，满目枯焦，似乎没有任何文化观念和社会实体可以阻挡这普照一切的光芒，荫蔽一寸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