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力部》：“功，以劳定国也。”“勋，能成王功也。”皆“从力”。不过，对创建功勋的功臣的崇敬不同于直接对政治权力的膜拜，而是对另一种在非凡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权威力量的景仰。
禹，据说是“劳身焦思”，终于“定高山大川”，成就功业的先古圣王，“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尚书·大禹谟》：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
这种建立了功勋，“功业著于百姓”，于是又利用民众对功业的敬仰，最终掌握政治权力的过程，成为政治史中的一种定式。
“敬重功勋”的心理，或者说功臣崇拜，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观念的基本内容之一。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是处于适当位置的某一社会成员不顾一切排除阻力来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而中国人是按照传统的倾向于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以往的政治实践中认识这种可能性，即通过以往的功业来发现和肯定功臣的相应的德行和能力的。通过认识而产生的敬畏心理，可以将功臣推举到相应的权力等级。这就是所谓“以功次定朝位”的观念基础。
《周礼·夏官司马·司勋》：“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功次各有等级，司勋分叙其等级，其姓名和功次铭书于王旌，祭祀先王时，逝世的功臣从祭，司勋在一旁祝告。记载大功勋的册书，专藏于王室档案馆，副本由司勋收藏。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也说到“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从“敬重功勋”的心理出发，功勋被通过各种方式褒扬于世。铸于鼎铭，著乎竹帛，或者图画功臣其身，以便后人瞻仰。王充《论衡·别通》：“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汉书·苏武传》说，汉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并列的功臣还有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据说未央宫麒麟阁为萧何所建，图画功臣事或许自西汉初年始。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写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司马迁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汉宫中的功臣图像。这种表彰方式一直影响到后代，在政治上建树功业的人，往往都可以“身著图象，名垂后世”。另一种更为普及的纪念功臣的方式是设立祠庙，甚至于野巷祭祀。诸葛亮去世后，民间纷纷要求立庙，朝议以为不合礼秩而不准许，“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有人建议可从民意立庙于成都，后主不许。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上表说：
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往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刘禅于是从此议，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由此可以看到，民间功臣崇拜的强大力量甚至可能压倒皇权崇拜，以致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惧和忌恨。
专制帝国建立之初，往往依据参与缔造新朝的功绩进行政治权力的分配，“论功劳，行赏罚”，“循功劳，视次第”，“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以授以重禄”。这就是《韩非子·饰令》所谓“国以功授官与爵”。这种政治惯例体现出成功的政治集团的首领与其他成员的人情债务的清算，“录功而与官”，也是使这一政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进一步强化的方式。《韩非子·守道》：“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给功臣以较高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对其“力”与“情”的偿报。
王朝初年功臣政治的成立，当然也有动乱之后人才匮乏等方面的原因，不过一般说来，旧王朝解体之后直接导向彻底的政治空白的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新王朝往往必须利用旧的政治基础，必须大量地任用旧人。刘邦占领咸阳，宣告了秦王朝的败亡，然而“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与父老约法三章后，“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可是新政权只能由功臣主持，这除了因为在传统意识中官职如同金帛子女土地一样也是赏赐的内容之外，还由于传统的功臣崇拜心理使得“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
由于功臣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向的限制性影响，功臣政治一般都表现出反文化的和非进取的性质。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
刘邦本人也“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于是：
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
所以群臣可以“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致使皇帝“患之”“益厌之”。甚至有“骂坐不敬”，席上殴斗的情形。六朝出身寒微的素族功臣，“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依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功臣文化素养多低乏，往往导致王朝初期的功臣政治时代出现武备立而文教不宣的文化断裂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东汉初年事，“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昤修文政，未之许也。”就体现了这种情形。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述汉高帝五年平定天下，论功行封事：
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沖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于是“群臣皆莫敢言”。刘邦论功，未必只看到战时“功人”“功狗”的区别，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建设新政权与摧毁旧政权相比，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人才。刘邦军进入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就体现出其政治素质的不同。而实际上，历史上的开国功臣绝大多数都类似于“功狗”之臣。其追求常常只限于求田问舍，聚敛财物，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也往往以短期行为作为主要行政方式，因而绝难对政权建设的推进和政治学说的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功臣崇拜与功臣政治，常常表现为军功崇拜与暴力政治。
由于新政权一般都是以军事方式奠立基础的，所以，功臣成分往往多军人出身。虽然有“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踰国勋”，“大功未必野战也”的说法，可是军人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不成为战后建立的新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于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成为普遍的情形。如若以军功授官，则更容易导致军吏以军事管理方式强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面。
《汉书·刑法志》说，秦始皇兼并六国，“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可见秦统一后，关东地区行政人员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可能出身军人。据考证，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说到的秦南郡守腾与伐韩“尽内其地”的内史腾应为一人。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墓主喜作为文吏，也曾长期从军。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中，天神地神之次即为兵神：“三曰兵，主祠蚩尤”，由此似乎亦可窥见军人在关东行政中的作用。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称：“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说明东巡的目的之一，是省视慰问留驻关东的部队以及因军功就任地方官吏的“卒士”。《韩非子·定法》曾经对秦国“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的商君之法提出批评：
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秦王朝以军人为吏，必然使各级行政机构都易于产生极权苛暴的倾向，使统一后不久即应结束的军事管制阶段实际上无限延长，终于酿成暴政。秦末起义时，“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以反”。甚至秦地方官如沛令、会稽守通等愿意发兵响应也为起义者所不容。蒯通说范阳令：“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武臣评论当时形势，也说：“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汉代人谷永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罚深酷，吏行残贼也。”所谓关东民众“苦秦吏”，所谓“吏行残贼”等等，都标志秦王朝以军功任官的功臣政治的失败。
中国古代的功臣政治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功勋与政治权力皆可以世袭。
汉初分封功臣，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誓约，吕后诏书，也令“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就是说，功臣本人创立的功勋及其相应的权位，都可以世代承继。这种政治现象的普遍影响，使得原意为功绩和政治经历的“阀阅”一语，后来逐渐转而专指封建贵族的世家门第了。
功勋及相应权位的世袭制度其实很早就已形成。《左传·隐公八年》：“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先世功臣的官职因世袭而逐渐成为族姓，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司城氏、士氏、中行氏等。《孟子·梁惠王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礼记·王制》疏引《春秋纬》：“官有世功，则有世禄。”《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形势，仍有“居官者以为姓号”的情形。《诗·大雅·文王》疏引郑玄《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绝者，是大功特命，则得世位也。”所谓“积功劳世以相传”的制度，使得功臣政治之后，紧接着又出现“功臣子政治”。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所列汉初，即汉武帝以前高惠文景时代公卿计81人，其中姓名不具者24人。其余57人中，功臣受封者或继承封爵的功臣子共43人，占57人的75.4%。可见功臣与功臣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年表》中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由功臣政治向功臣子政治转化过程的写照。
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沍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到了功臣子的时代，经济实力实际上上升了，然而绝大多数终于殒命亡国，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素质的进一步蜕化。所谓“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可是这些“骄溢”“淫嬖”的子孙却用自己的恶行污损了这种所谓“英声”，从而也用现实打破了功臣崇拜的迷信观念。
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他们也重演着同样的蜕化过程。《史记·张丞相列传》说：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沘沘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他们中的优秀者，也不过做一名平庸的吏员而已，不能为促进政治的进步有任何重要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