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一部》：“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两汉各派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中，大多都十分重视“一”的意义。
《老子》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通于一而万事毕。”又《知北遊》：“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管子·幼官》：“必明其一。”《列子·天瑞》：“一者，形变之始也。”《淮南子·原道》：“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
可能还是董仲舒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政治观的内涵：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徕臣，诸物之福，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这种“一元”政治观，所谋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地域行政权的“一统”，而是要实现包括思想、学术在内的整个文化体系的“一元”化，人君“正心”，然后“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让全民的思想统一到一个人的思想上来，从而导致“天地之间”“大丰美”，“四海之内”“皆徕臣”，最终实现最理想的“王道”。
其实，这种政治思想在“大一统”政治的规划和建设时期已经初步产生。
《荀子·王制》中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主张“以一行万”，“一”的原则应当贯彻到一切政治行为与政治秩序中，“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如此，则可以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理想的政治局面。
《商君书·赏刑》：“圣人治国也，审一而已矣。”治国之要术，在于真正贯彻“一”的原则。“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韩非子》中也提出“圣人执一以静”，“用一之道”，“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的主张。并且认为：
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
种种强调“一”的政治论说，其实最终均服务于君主的专权。
《吕氏春秋》有《执一》篇，其中写道：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要求得“正”，求得“治”，必须“执一”而“专之”。同书又有《不二》篇，同样强调“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认为：“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谁能够保证政治的一律，使民众尽为所用，谁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圣人”。
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规定“一”这种基本原则的论述，多出自法家著作中。董仲舒在他的儒学改造工程中吸取了这一因素，将其与对《公羊传》“春王正月”语的神学解释相糅合，使儒学政治原理适应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需要。
这种政治原则在实践中的推行，使得政治权力表现出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空前强大的影响力，它瓦解了古老的家族关系，消除着传统的地方主义观念，它创造了诸如长城、驰道、大规模灌溉系统、徭役组织制度以及大军团远征等历史奇迹，在它的旗帜下，中央帝国的政治影响不断向周边拓展，区域文化的封闭与隔绝日益成为不可能。
由于“大一统”事业的重重阻力，其推行者不得不通过军事集权的方式谋求成功，于是，“一元”政治观成为他们习用的法宝。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肯定秦始皇实现统一后建立的专制主义秩序：“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他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建议烧诗书，禁以古非今，以保证舆论一律。侯生与卢生相与谋时，也说到当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赵高也曾经对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
法家学派的思想家们在最初勾画其理想政治的蓝图时，曾经认为“一”的基础应当是“法”。《韩非子·五蠹》说：“法莫如一。”《吕氏春秋·不二》说：“同法令所以一心也。”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常常导致以“一人之心”控驭“千万人之心”，即完全以帝王意志实行思想统一的情形。即使按照某些人的说法，秦王朝的统治不过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一次失败的社会实验，但仍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两千年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大一统”体制加上一元化集权形式，常常会导向最严酷的黑暗政治。
“一元”政治观影响最为久远的原则，是对思想统一的追求。《韩非子·显学》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皆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杂反之行，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以为兼听异学，必然导致混乱。《吕氏春秋·不二》也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这是因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等等，各持一见，如果兼听并行，必然导致危乱，所以治国者不得二其说而必同其法也，这就是所谓“不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在舆论控制、政令宣传、社会教化、教育管理、文字监禁、艺术统制等各个方面有更突出的体现。人们似乎还感觉到，愈是有效地实践“大一统”政治原则的王朝，对于这种“一元”与“不二”的政策的贯彻也往往愈为彻底。
但是，人们如果打破对“一元”政治必然合理的迷信，从历史的总趋势观察，就可以发现，强令思想绝对一致，强令舆论绝对一律，并且必须统一到“王者”的“一元”那里，毫无疑问是弊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