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不少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教育当然要考试，考试也是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乡试、省试直至殿试不都是考试吗？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考试应是最公正的。这样的观点并不错。学校教育当然要考试，但学校教育的本质内涵并不只是考试。也就是说，教育要考试，但不是教育等于考试。应试教育就是一种完全为了考试的教育，老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分数而学。一位中学生在写给国家教委的一封信里说道：
“我是一位初中毕业刚跨入高中学习的学生，写信主要反映中国教育现状……我们对读书没有丝毫兴趣可言，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应试教育吧。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考完了就排名次（除第一名外，其他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月考、段考、期中考、联赛、竞赛、摸底、模拟、期末考、统考、会考、测验，其实，考试只从极小的侧面反映教学质量，只考查了记忆力。我们处在高分造成的高压环境中。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对民族发展极为不利。我参加过地区招生考试，考试时的作弊行为实在是触目惊心，更有老师协助作弊。因为学习最终是通过一场考试，因此，许多同学平时学习不认真，到考试时就作弊，考完了就万事大吉。所以，考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行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刻不容缓。我们在初三学习期间，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每星期假日只有半天，从来不敢奢望双休日，不知上高三后还要压缩到何种程度，除了参加中考的课程外，其他的体育、美术全免了。多病、近视持高不下，稚气未脱的脸上，带一层酒瓶底厚的镜片，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同学们很少知道国家大事，而临近考试时我们一定要背时事政治，因为它为我们中考挣得10分。要知道，差一分要1000元至5000元不等呀！知识的缺乏是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时间，即使有时间，也极少有人将新闻联播看完……”
另一封信提供了“一份离奇的高考达标合同”：该学校有八个高三毕业班，其中除一个班（该班老师是该校团委书记）没有签订这个合同，七个班300余名同学会考后都必须跟老师签订“高考达标合同”。合同内容包括，每个学生都要交高考奖励基金86元，用于高考达标后的奖励。规定达到本科的学生奖励188元，达到专科的奖励90元，达到中专的奖励50元，只低于省里划定的最低录取线10分以内的奖励40元。
以上的情况说明，以考试为手段，以单纯的学科分数为标准，以选拔或淘汰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模式，确实在某些地区、某些学校严重地存在着，并且愈演愈烈，成为基础教育完成自身承担任务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一）学生不堪重负，讨厌学校生活
书包沉重：抽样调查表明：上海市某小学学生书包人均重3.9千克。毕业班每个学生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课的学习这两封信及以下一些资料，均引自柳斌同志《四谈素质教育》
等论文。
参考书平均为7.5本、5.6本和4.3本。
北京市某初二年级学生在座谈会时反映，他们书包里的各种复习资料、辅导用书达32本之多（不包括教材）。学生们说，老师、家长从不考虑我们有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只管给我们“加码”。面对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巨大的升学压力，我们活得太累了。
西安市一位家长给国家教委写信说，一个刚上小学的学生，第一天到校，书包里就装进各种课本、辅导用书共19册之多，其中只有7本是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委员会审定的。这位家长感慨地写道：“活泼的儿童，年龄六七岁，身高1米左右，刚进校门上学，第一天回家，书包内就装上课本19册，12家出版社的手伸向了小学生！”
曾几何时，学生的书包由手提式、单肩背式变换为今日的双肩背式，据说这是卫生专家们的建议。双肩背使人想起了巴山山区的背篓，人们弯腰驼背地双肩背着沉重的货物向山顶一步步艰难地攀登。
身心疲惫：据上海《青年报》调查，小学生上午平均到校时间为7：24，其中最早的为6：00，放学时间为11：45；下午上课时间为13：00，平均放学时间（不包括晚托班在校时间）为15：11，其中最晚放学的为18：00；每天平均在校时间近6小时，若在校用午餐，则在校时间约为8小时。中学生在校时间一般都在每天8小时以上，不少农村中学（包括相当多的市、县城镇中学）每天都有晚自习，每周只有星期六一个晚上休息。
90年代初，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组织曾搞过一次调查，随机地在30个国家或地区各任意抽取一个初中班，统一进行一次数学考试，同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中国学生平均成绩80分，高居榜首，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的成绩分别为77、78、76分，美国与法国、英国为60多分，最低为非洲和西亚的几个国家，平均成绩为20—30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学生成绩较好，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家庭作业的时间，中国学生平均为2小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中国学生为0.5小时，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学生在回答有关统计等实践知识的问题时，成绩不如美、英等国。中国的教育投资也处于低水平。外国专家感慨地说：“中国教育是以小的投入获得高的产出。”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经济观点，但是，中国的教育投入是否真的很小？中国的教师、家长有多大的精力投入，中国的学生牺牲了多少童真与兴趣，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应该以冷静认真的态度、审视，反思一位留美教育博士的疑虑：
“中国的初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最佳组合”吗？
“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但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高校赢得的诺贝尔奖却是世界上最多的。”
电视台曾邀一位名叫韩寒的中学生作为嘉宾，探讨中学生教育问题。高二学生韩寒，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但他写了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在中学生中成为畅销书。韩寒在电视上表现平静但出言直率，他最为惊人的一句话是“厌恶学校生活”。像韩寒这样对学校生活具有“叛逆”性格而直言不讳者是少数，但具有逆反心理者则为数不少。绝大多数刚踏入大学门坎的中学生在回头想自己的中学生涯时，不禁心有余悸，似乎有一种苦海余生的感觉。回想那背不完的概念，写不完的作文，看不完的资料，攻不完的难题，苦恼的考试，心惊肉跳的排名榜，哪里有花季？哪里有朝气蓬勃？
（二）教学以训练为主，教育过程机械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诱人的口号“开发智力”，这一口号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摧残教育，“读书无用论”充斥全国的现实，曾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并为之欢欣鼓舞。应该说，“开发智力”在当时对中国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开发智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恢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模式。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师道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倒是美国的一位大学校长“旁观者清”，提出了师道应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上再加上“启疑”，这是很有见地的想法。我国有很多优秀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中讲究“设疑问难”，实施孔夫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原则，但是多数教师迫于升学压力，教学中的“疑”大都是带有主观意识的“疑”，是精心设计的“圈套”，启发学生往圈套里面钻。很少有人顾及学生主动的“疑”。同时，由于教学任务繁重，这种“启疑”也是不充分的，学生很少发现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疑”，因为老师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与空间。
这样，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就带上了明显的“训练”色彩。古代的“科举制度”其考试之严格可谓登峰造极，实行的是“单人单房”，但考试内容是相对固定的“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固定的模式，于是读书人十年寒窗进行这种刻板模式的艰苦训练。所谓“训练”，据《现代汉语词典》定义：
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有某种特长或技能”。而今的应试教育基本符合这一定义。君不见，教师模拟“中考”或“高考”的题型、重点和发展趋势，把教学内容设计为若干套路，每种套路自有一招一式，学生进行反复的艰苦模仿，以期达到应考的要求。目前，“智能作文训练”、“奥数强化训练”、“英语口语训练”等资料充斥市场，还有一些商家炮制“××方案”、“××工程”、“××指南”，说是希望你的孩子成为神童吗？希望你的孩子考上大学吗？请购买一套吧。为师者至少应该懂得，通过机械的强化训练，让学生记住几千个单词，背诵上百首诗词，学会若干种写作文的开头和结尾技巧，掌握“韦达定理的十大应用”（可能第十一大应用就不会了），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某些知识、某种技能可以速成，但良好的行为规范的养成，人生经验的积累，科学的思维品质、正确价值观的确立是难于速成的。特别是创新精神是“训练”不出来的。因为“训练”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人们不是训练出“会计算加法的狗”，会钻圈、会直立行走的狗吗？其次，训练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受训者对此是没有选择的，不接受也得接受。把教学变成训练，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三）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培养成为盲区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日本、中国和美国三种文化的学前学校》，叙述了美国学者用录像机在日、中、美三国幼儿园录下的真实镜头，然后请学前学校的教职工、孩子家长和有关专家作出评论。下面是有关人员在看完中国一所幼儿园的录像后作出的评论：
绝大多数看过中国录像带的美日有关人员都强烈地反对他们所观察到的僵硬、严厉和军营似的过分严密的管理。这些反应都给中国幼儿园以否定的评价，“老师过多地指导孩子们玩耍”；“老师过多地限制和控制了孩子们的行为”；“整个气氛被控制得过多”，“孩子们独立自由地玩耍太少”；“孩子们活动的水平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
例如，一位日本学前学校的管理人员是这样评论的：
“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压抑，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发的。学校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冷淡，那样的缺乏欢乐。孩子们被期望的就是变得如此的不像孩子。所有一切都强调：坐要笔挺，要绝对肃静，站队要成直线。这让我想起旧时代的日本学校。我希望中国不要从我们这里学去这些东西！”
另一位美国学前学校的老师的反应也极为相似：
“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一所学前学校。我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如此重要的感知和身心发展的年纪。这个录像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孩子们被迫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搭积木，而不允许孩子自然地、或发挥想象力地去玩积木。他们被迫使像装配工人那样按照说明书搭积木，这是根本违背玩积木的宗旨的。”
虽然在我们关于东方（幼儿园）的录像带中被看到的军营似的严密管理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谴责，但是许多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中国人却认为，严厉的管理、纪律秩序和控制是学前学校的教学法和孩子们社会化的精髓所在。许多……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人，在整盘录像带中都对纪律秩序和严厉的管理引以为豪。
上面的描述并非我国幼儿园的实际情况，也许是策划者过分严密的导演，使得外国学者看到了过分夸张的表演，以致弄巧成拙。事实上，大部分幼儿园在玩积木的时候老师是放任自流的，孩子们也很难看懂玩积木的说明书。
尽管录像带可能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外国学者的评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教育过于控制个性的发展，强调千人一面，跟着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转，过于鼓励“角色行为”而抑制“独立行为”，过于重角色教育而忽略对人自身的教育，过于重共性而轻个性，过于重服从而轻自主，过于重外在的纪律而轻内在的能力等等，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才是中国传统的弊端，但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武士道精神毫不相干。
在应试教育中，这种忽视个性发展，不注重创造力的培养倾向是严重的。不少教师在进行思维训练和智力开发时，仍是针对升学考试。在教学中重视接受而轻视发现；重视逻辑思维而轻视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重视思维的目的性、敏捷性、灵活性等思维品质的培养，而轻视思维的深刻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熏陶。在教学方法上，只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不注重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被迫放弃对学科本质内涵的理解与想象，而采用“题海”战术对学生进行“疲劳轰炸”。这种“训练”式的教学，使得聪明孩子能领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能学会高难度的智力动作并达到“李宁式的娴熟”，一举夺得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但他们的丰富想像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培养，以至于升入大学后仍以原来的思维习惯因而止步不前，这也许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难产的简单的轨迹。
（四）教育以偏概全，人才畸形发展
由于应试教育是以升学为目标，以考试为内容，以分数为标准的教育，这就决定了实施应试教育的地方，必然以智育为第一，以分数论成败，进行残酷淘汰。这种畸形竞争并非中国所独有。日本与韩国已经先于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日本政府从1967年对战后20年教育进行反思之后，在80年代中期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作过批判性的概括，命名为“教育荒废”、“考试地狱”。其外在表现为：儿童恶作剧、自杀、逃学、行为不良、校内暴力、家庭暴力；激烈的考试竞争出现所谓问题教师，学校出现大量的体罚和变相体罚。“教育荒废”的内在表现是，社会各界包括学生对学校、教师以至整个教育界不信任。前些年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中绝大部分是日本各大学的尖子学生，他们接受了奥姆真理教的教义，成为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和杀人狂，企图通过制造大规模的杀人案件造成巨大社会震动。从议会议员到企业界知名人士、社会团体、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教育的失败。升学竞争激烈，忽视道德教育、忽视理想教育，导致了许多学习最好的学生参加了奥姆真理教。
我国的考试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不断强化，使得教育中出现重视少数学生，忽视多数学生，偏重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忽视学生个体差异，使学生处于被动应试地位，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等。许多血淋淋的事件绝不能忘记：
1985年，北京12岁女学生隋鑫因分数低，父母逼迫考高分而服毒自杀。
1987年，青海果洛一小学生夏斐因成绩差被其母亲活活打死。
1990年，某地女学生邓海香所在学校把学生按成绩划分为“计划内”、“计划外”两类，每年根据分数重新划定。本来成绩不错的邓海香由于父亲生病需要照顾，因而成绩下降，被划为“计划外”，还要交500元，由于交不起而喝农药自杀。
1996年，某地小学生周源因参加数学竞赛预选被淘汰，家庭压力大，上吊自杀。
上面的例子虽然是少数，但其中应试教育引发的普遍性问题值得注意。例如，中国青年研究会副会长黄志坚教授曾谈到一些青年“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缺欠之处”：
缺欠一：社会公德失范
据报道，仅半年时间，杭州35只公用磁卡电话的手柄被砸坏，10只电源箱被撬坏，6块电源集成块遭损坏，12处电话钥匙孔被堵，全市磁卡电话受损率达20%，投币电话受损率达80%。六和塔每层都有游人乱刻乱划，塔后4米高的乾隆御碑遍体鳞伤。这些社会公德失范的画面，并非杭州独有。一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需要有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公共生活规范，包括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维护公共卫生、文明礼貌，谦恭助人。要造就跨世纪的青年人才，显然不能不重视这样的道德失范问题。
缺欠二：智力开发不足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文盲率为15.88%，文盲1.8亿人青年占36.1%，这意味着还有6500万青年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智力仍处于荒废状态。
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8.9%，但初中入学率这几年才达到70%，高中升学率不足30%，每万人中平均在校大学生约为23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还未达到，小学生的辍学率达2.53%，初中生的辍学率达5.39%，这样全国每年约有200余万青年失学，并在他们中间出现新的文盲。每年用大气力扫除几百万文盲，可同时又有几百万新生的文盲在补充，智力开发被严重地延误，扫盲成果可能化为乌有。
缺欠三：文化素质较低
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青年人的文化消费却相对萎缩。有不少青年人吃求美食讲品位、穿要新款讲名牌、用要现代讲高档，但在文化消费上却是冷若冰霜。据调查，如今青年“基本不买书报”和“偶尔”买者达39%，把购买书报列为“固定开支”者只有9.9%，家中基本没有藏书者占34%。这种只追求物质享受而荒废文化知识学习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社会上的文化也出现畸形发展，不少报刊也钟情于什么食文化、酒文化、烟文化等等。
缺欠四：劳动技能偏低
在现代化建设中劳动者技术素质的作用日益突出，而我国青年工人的劳动技能令人堪忧。团中央199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城市企业800万青年职工中，技能达到高级工的极少，中级工的约占10%，其余90%为初级工。青年科技人员为数更少，平均每万人中我国科技人员只有57.2人，日本为1968人，澳大利亚为1114.2人，意大利为473.9人。农业科技人员，平均万名农业人口中我国只有4人，而日本为16.7人。
青年工人劳动技能偏低，造成企业物资消耗高，废品、次品、返修品多。大量科技成果，也由于劳动者的技能不高而不能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15%。经济发展中科技因素仅占20%耀3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克服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弊端已经刻不容缓，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经颁布十几年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全面推开，应试教育的阴影还笼罩着中小学校园，应试压力不仅来自家长，而且来自一些政府领导部门和教育行政干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不仅有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有机制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考试制度、教材体系、教育方法、人事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还涉及到薄弱学校的改观，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差距的缩小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因此，“转轨”绝不是一蹴而就。但时代在呼唤素质教育，新世纪需要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