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下旬的一天，深圳市社队企业管理局供销科长叶文深带着他的老乡、粤北和平县和平无线电厂厂长尤镜泉等人到南岭，找到曾在宝安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工作过的张伟基，表示要来南岭村办厂，并说已看中了南岭村外“旱龙”一带二十亩左右的旱坡地。
张伟基自然是喜出望外。
和平无线电厂的意向鼓舞人心，但把“意向”变为现实，在当时当地绝非易事。
双方洽商同意合作，但由于注册受困，和平厂在南岭村办厂的想法有些动摇。
张伟基和他的同事们费尽周折办理注册，极尽友好挽留和平厂。
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回报。7月，南岭村与和平电子厂联合开办的“南和电子厂”终于在南岭村破土动工。
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一道，奋战了二十多天，平整出一块土地用来建工厂。没有水，打井；没有电，想办法架线；工人住房不足，南岭人腾出自己的房屋。
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有评论说，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场”，毅然推进到联结大陆和香港的交叉点——深圳，在这里创办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明确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特区成立，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深圳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深圳特区在成立之初的面积是327.5平方公里，占深圳市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南岭村紧邻特区，在特区的边界之外。
尽管南岭村不在“特区”之内，但深圳特区的影响之大，已为世人所共知。深圳特区在战略意义上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整个珠三角地区受益尤为明显，南岭村也不例外。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辉煌的南岭村；没有紧靠特区、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南岭村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当然，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和紧靠特区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不是南岭一个村所独有的，在珠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超过南岭的村子是有的，但改革开放30年来各方面的综合成就最为突出显著且长盛不衰的，当属南岭村。可以这样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南岭村的辉煌，没有紧邻特区的地缘优势，就没有南岭如此突出的成就。
1981年9月，南和公司投产。这个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岭村的第一个工业项目。
1982年5月，南岭村利用4间旧仓库，引进外资20万港元，同港商合作办起松果丝花厂，加工丝花出口。
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109.4万元，纯收入67万元。这笔钱，是南岭村脱贫致富的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的价值非同一般。南岭村在当时隶属的宝安县要冒尖了。
l983年开始，南岭村花大力气搞好基础设施，为客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
198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介绍深圳特区建设成就的文章，其中写道：
记者访问了宝安县的一个小村庄——南岭。这儿，离深圳九公里，只有一百三十四户人家，1983年开始起步。到1984年末，办起十三个来料加工厂。有外引，更多的是内联。这一来，使南岭的五百九十人，一下子上升为四千人。光是由内地招来的正式职工，就多达八百名。农业收入，加上来料加工业的收入，人均收入高达三千五百元，比中外驰名的罗湖渔民新村的人均收入还高。尤其使人高兴的是，农民变成了工人。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承包农活。前人所设想的亦工亦农，在南岭得以实现。
1986年2月，中共宝安县委和宝安县人民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南岭村的决定》：
布吉区沙西乡南岭村，是我县在开放、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先进典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岭村干部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勇于开拓，大展宏图。他们靠党的政策，发挥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贸工农综合经营，集体经济日益壮大，群众生活显著提高。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共产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累累硕果。南岭，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已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文明新村。
南岭村短短几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南岭，应当成为我县各地学习的典范。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实行工农结合、长短结合、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应当成为全县农村发展的方向；他们切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现村风、民风根本好转的做法，应当成为全县各单位思想建设、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经验。为了推动我县农村稳定持续协调地发展，使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很好地向南岭村学习。
县委县政府的《决定》提出，学习南岭村正确处理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坚持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正确处理“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的关系，走工农结合，以工促农，以工补农的道路；正确处理长期和近期的关系；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县委县政府提出：“南岭村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他们最宝贵的一条，就是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求实的态度，以勇于进取的精神，把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村作为自己的重任，并为此而努力工作。”“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以南岭村为榜样，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排除万难，勇于开拓创新，为实现我县经济新的腾飞而努力奋斗！”
1988年，南岭村已办起来料加工厂和内联厂14家，从省内外各地招收6600多名青年进厂做工，这一年仅工业收入就达1316万元，占工农业总收入的72%，根本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结构，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350万元，村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00元。全村劳动力实行了工资制，老人享受退休金，村民享受公费医疗，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和奖学金制。
南岭大力发展果树种植。村集体先后种植了龙眼、荔枝、香蕉、柿子等岭南佳果以及泰国番石榴、红江甜橙、潮州蜜柑等优良果种1225亩共8万多株。1988年共收获各种水果110多吨。按张伟基的话说，南岭就是什么也没有，光靠这些果树，也能养活子孙后代。
1989年，全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350万元，纯收入6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1万元，比1979年增长80多倍；集体积累4000万元，村民存款总额超过300万元；家家建起了新楼房，人均住房面积60多平方米；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进入家庭。南岭村富甲一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多次被评为省、市、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党支部。支部书记张伟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为省七届人大代表。
南岭村经济发展了，旧面貌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各种福利待遇大大提高了。村民实现了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每人每月只需交一两元，便可享受医疗服务。
1990年2月，广东省委授予南岭村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称号，是全省十个先进基层支部之一。
南岭人不会忘记，1979年5月初，深圳一带盛传一条谣言，说英国女王庆寿，香港向大陆“开河口”三天。在这三天之内，大陆居民去香港不受限。这条谣言引发一场逃港狂潮。南岭村约200人逃港，张伟基的爱人也加入了逃港的队伍，被张伟基给追了回来。
十年奋斗过后，南岭村脱贫了，在当时当地是有名的富裕村了。这时，大陆人民赴香港的限制也没有那么多了，广东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逃港”已成为过去。
逃港，南岭人穷困年代里刻在心底深处的痛伤。逃港，凝结着张伟基和他的同志们压在心底且为之卧薪尝胆的一段激愤之情。因为邻近香港，大陆的落后显得那么突出，邻港一带忠诚信仰社会主义并为之奋斗的共产党员们莫不憋着一口气，立志用自己的奋斗改变贫穷现状，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可是，几十年的苦斗，前赴后继的苦斗，一直没能摆脱贫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其中当然包括南岭。
香港的繁华富丽对于南岭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大约有五分之二的村民在香港谋生。但不曾到过香港的村民对香港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向往，况且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香港，去看望亲人总是村民们共同的盼望。
1990年，张伟基和村党支部的同志们讨论决定，让村民们到香港看看。
于是，他们分7批组织301名村民去香港旅游。
到香港后，村民们看到，香港的确十分繁华，高楼林立，市容整洁，管理有法。但他们在寻亲访友中也了解到，香港贫富悬殊，下层人民生活不易。南岭村历年的逃港者，当时多数仍住得很挤，几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有的住在阁楼里，有的住在贫民窟里。当时南岭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高达60平方米，他们看到亲人们在香港的居住条件，不免为之寒心。1990年，逃港村民的在港收入，绝大多数低于南岭村民在南岭的收入。那些久居香港的亲戚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有一些还比不上南岭村的村民。尽管他们回大陆时坐小车，抽洋烟，喝洋酒，可他们在香港地位低下，收入微薄，被人看不起，和南岭人在南岭村的主人翁地位不能相提并论，与南岭村公平、平等、自尊、自信的生活空间不能相提并论。
从香港旅游归来，不少村民感触很深：“香港再好也不是穷人的天堂，也免不了两极分化，还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好。”
南岭村的巨变，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人士前来参观访问。
199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陪同下视察南岭村。
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容根安排南岭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张伟基向宋平介绍村里的情况。
宋平打开笔记本，一边记一边念：“张伟基。”
李容根说：“伟大的伟，基业的基，伟大的基业。”
宋平说：“说一下吧。”
张伟基介绍说，南岭村有169户，673人，一个党支部，24名党员，一个团委，400多名团员，外来工人6000多人。
宋平说：“6000多人，等于村民的10倍。”
“是。”张伟基继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支部积极带领群众兴办企业，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目前集体固定资产达7500万元，去年人平均收入1.2万元，与1978年比，固定资产增长1000倍，群众收入增长100倍。”
谢非问：“7000多万元，有没有向银行贷款？”
张伟基回答：“没有，村集体还在银行存款1000万元。”
宋平点点头，亲自记录。
张伟基说：“我们村过去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五六万斤，到外地买地瓜七八万斤。过去群众辛辛苦苦劳动，但连饭都吃不饱，对党有意见。这里临近香港，外逃多，有一半人逃到香港。改革开放后，我们发挥党员、支部的作用。24名党员，其中一名1948年入党，已78岁，年纪大，身体不好，其他都在发挥作用。”
宋平问：“你今年多少岁？”
张伟基答：“45岁。”
宋平问：“党员平均年龄多少岁？”
张伟基答：“平均40岁左右。”
李容根补充说：“他们的支部比较年轻，全县农村党员年龄52.9岁。”
宋平问：“村里青年有没有要求入党？”
张伟基答：“有，最近我们支部就计划吸收三名青年入党，25岁至28岁。”
宋平问：“外地来的工人有没有党员？”
张伟基答：“很少，主要是20岁左右的青年。”
宋平：“应该有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张伟基说，有一个团委，十二个团支部，每间工厂都成立团支部，主要负责青年工作。办起电影院、图书室、录像场、卡拉OK、灯光球场、文化中心，村民和外来青年组成篮球队、羽毛球队、文艺演出队等三十多个，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兴建医院、学校、幼儿园，群众福利好。
宋平问：“工厂有多少间？”
张伟基答：“来料加工厂15间，合资合作企业2间，内联企业4间。”
宋平问：“最大哪间厂？”
张伟基答：“华泰玩具厂，有2000多人。”
宋平问：“儿童有没有上学？”
张伟基答：“全部上学，高中普及率达80%；今年还要40岁以下的青年和干部参加业余夜校的学习。”
宋平问：“计划生育如何？”
张伟基答：“群众都理解国家的政策，都知道政府的有关规定，不用做什么工作就自觉实行节育。”
李容根说，这里一是群众思想基础好，二是把集体分配与国家规定、村规民约联系起来。
宋平笑着记录。
谢非问：“有没有超生的？”
“没有。”张伟基答。
张伟基继续汇报说，村民参加工作的都领工资，每月300多元，去年年终群众每人分配5000多元；今年起退休的每月500元（每月退休金加上年终分配共6000元），50岁以上都退休。
宋平问：“退休每月500元，比做工的还多？”
张伟基答：“做工的加上年终分配达1万多元。”
宋平问：“你们有没有与穷村挂钩？”
李容根答：“有，今年他们与本县老区葵涌镇坝光村挂钩。”
张伟基说：“过去那些逃过香港的人说，死了骨灰也不飘回来；现在他们思想变了，回来结婚的有30人。”
宋平望着张伟基问：“这边比那边（指香港）怎样？”
张伟基笑着说：“比那边好。去年我们组织7批村民301人去香港旅游，香港的人没话好讲。一是在港亲戚住得差，二是村里给每位旅游者2000元港币，香港亲戚最多才给500元港币。村民说，还是集体好。过去有些人申请出港，现在没有了，连当年逃港的人也对我说，村里好，落叶要归根，请村里安排块地建新屋。”
宋平满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