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追溯
1986年4月，一篇洋洋洒洒长达13页的科学论文在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细胞》上发表，正是这篇论文引发了后来轰动美国科学界的所谓“巴尔的摩”事件。
论文的题目是《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方程式的改变》。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抗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业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面对这一现象，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为之咋舌，觉得不可思议。但真要是科学事实那又容不得怀疑。再说论文的作者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大卫·巴尔的摩。早在1970年巴尔的摩就因发现了一种病毒中的逆转录酶而轰动世界，1982年，巴尔的摩和另一发现者特敏也因此共享了诺贝尔奖金。时隔四年，已戴上诺贝尔桂冠的巴尔的摩会不会让一个小老鼠来震惊生物学界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谁也未料到，这一次巴尔的摩翻了船。论文原来是巴尔的摩最信任的合作者特里萨·伊玛尼·嘉丽一手编制的骗局，而巴尔的摩完全被蒙在鼓中。
真相揭密
1981年，动物基因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外源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鼠生殖细胞后，能使由此发育而成的转基因小鼠比参照组的老鼠大两倍。这一被誉为“超级鼠”的成果，为基因表达的研究开拓了新天地。当时，巴尔的摩实验室正在从事抗体基因表达的研究，他们把握了这一时机，获得了转抗体基因的小鼠，同时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也酝酿成型了。已知作为抗体的免疫球蛋白分子含两条重链和两条轻链，重链和轻链的基因都是由可变元件和恒定元件组装而成的。在产生抗体的细胞中，有活性的抗体基因总是由一个可变元件与某个恒定元件连结在一起的。在分子免疫学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机制引起了染色体的重排，导致不同的可变元件分别与同一恒定元件重组的呢？巴尔的摩和他的同事们设想将一个已经重排好的重链基因(含恒定元件μ)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看看这一入侵的“异国殖民者”会不会影响“土著基因”的活动方式，或者说研究一下，内源重链基因的可变元件与恒定元件的重排会不会效法外来重链基因，也含有μ恒定区呢？
为了证实这一点，关键是要对转基因小鼠的抗体用放射测定的方法进行血清学鉴别。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科学家特里萨·嘉丽在分子免疫学方面是一位资质深厚而又值得依赖的专家，发表过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巴尔的摩与她携手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在1985年开始工作了。特里萨·嘉丽在那年五月“进行了最为关键”的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满意”的，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仿效外源基因。
论文发表后一个月，巴尔的摩的另一位女助手欧图丽读到小鼠实验的记录，她不禁产生疑问，记录和她的前任嘉丽发表的论文的关键结论不符。欧图丽向学校当局提出了对嘉丽的指控。在欧图丽的请求下，学校成立了一个临时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赫曼·埃森会见了三位当事人，欧图丽、嘉丽和巴尔的摩，埃森的看法是，“记录有小小的错误，但没造假”。
欧图丽不服，她在老同事的帮助下，又请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和奈德·费特尔对那个记录本进行审查。1986年10月，他们向NIH的官员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细胞》上的那篇论文确有作假之嫌。经过将近一年的审阅，到1987年9月，NIH才准予公开发表。但当文章送到《细胞》、《自然》和《科学》等权威杂志的编辑部时，却被拒之门外，这些编辑先生认为，凡在《细胞》上发表的论文都经过严格的审阅，是不会出问题的。
那时，塔夫茨大学正要聘任嘉丽，由该校提供的报告也否定了欧图丽的指控，认为论文没有蓄意作假。
1988年5月，由众议院议员约翰·丁吉勒领导的国会调查分组委员会召集了第一次听证会，集中听取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欧图丽指控的答复。这时，巴尔的摩发布了一封“致同事”的公开信，声称国会的调查是完全不必要的。丁吉勒对此不予理会，用传票调来嘉丽的全部实验记录，并请联邦经济情报局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调查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在舆论压力下，嘉丽、巴尔的摩及其合作者先后两次于1988年11月和1989年5月对论文发表更正，但又同时声明，修正没有改变原结论的可靠性和正确性。
1989年1月，NIH的首次调查告终，结论是论文确实有严重的描述错误和疏漏，但无伪造数据的实证。
1989年4月，NIH又在新设的机构——科学求实办公室重新调查。这次，巴尔的摩在《科学与技术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名斯图尔特、费特尔和丁吉勒等工作人员毫无根据地干涉科学，并说，“如果这次悲剧性的调查无结果，那就证明外行是不可能评价科学成果的”。
巴尔的摩毕竟是一位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他有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又热心公益，只要骗局没有最后揭开，他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眼前的纠纷也没有妨碍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对他的聘任，从1990年起，巴尔的摩荣任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恰成对照的是欧图丽却失去了工作。
1990年5月，丁吉勒召集第四次听证会，联邦经济情报局的调查人员提供了法学证据，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嘉丽笔记本上记载的数据与实验日期不符，这些数据是伪造的，甚至在第二次更正中提供的数据也有问题。
1990年10月，《自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科学与法学的交战》，其中详细披露了嘉丽造假的法学物证。嘉丽在对转基因小鼠的抗体进行血清等分析时应用了放射免疫学的方法，则定时要用射线计数器，该文所附的照片显示了由这种计数器记录的、按时间顺序排在一起的纸带。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纸带中段上的数字印迹清晰醒目，显然出自一个新的印带；而前后纸带上的数字却印迹模糊，仅依稀可辨，显然是由旧的打印带印出的。纸带中段是在嘉丽的记录本上找到的，而前后段是调查人员从使用同一台计数器的其他研究人员那里征集来的。这只是对嘉丽伪造数据进行法学剖析的一个实例，嘉丽因此无话可辩，在学术界名声扫地。
1991年3月，NIH的科学求实办公室公布了第二次调查报告草稿，推翻了第一次调查的结论，最后确定嘉丽弄虚作假的严重错误，指出她在调查过程中还继续谎报资料，捏造数据。
巴尔的摩在得知这一调查后，立即宣布撤回1986年4月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那篇论文，并在1991年5月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检讨。文中表示欢迎科学求实办公室的调查报告，承认自己为嘉丽辩护的错误，并向欧图丽公开道歉，还含蓄地就两年前对丁吉勒领导的委员会的粗暴无礼表示歉意，并承认政府有权对公款支持的研究项目进行调查。至此，历时五年之久的“巴尔的摩事件”基本结束，这是一个真实的科学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