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尴尬，一般是对方故意为难你的时候，很好的办法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找到对方的思考逻辑，用同样的方式请对方予以解释，从而化解难题。
文社兴会，刚谈完诗文，刘崇如便说研究一下字学。他在纸上写下一个“矮”字，让纪晓岚讲讲这个字的音、义。众人不解其意，在一旁冷眼观看。
纪晓岚莫名其妙，看看刘墉，倒是一本正经的，又看看那个“矮”字，并没有奇怪之处，便说道：
“这字是高矮的‘矮’。矮者，身材短也。”说到此处又问刘墉：“崇如兄，这有什么好问的？”
刘墉用手指着那个“矮”字，郑重地说：“不对，应读为‘射’，其实这就是射箭的‘射’字。”
“崇如兄，岂有如此颠倒之理？”纪晓岚哪里肯服他。
刘墉不紧不慢地说：“这不是为兄的颠倒，而是你的先生不高明，耽误了你这当弟子的。”
纪晓岚满脸通红，心里清楚是刘墉有意奚落他，一时又不知从何处反讥，只好耐着性子，说道：
“如此说来，崇如兄的先生，当有高明的教诲喽？那么，我今天倒要领教一下崇如兄的解释。”
刘墉仍是不慌不忙地说：
“那好吧，为兄今天给你补补课，这一课就叫‘说文解字’。”他用手指着那个“矮”字说，“这个字读‘射’，从委从矢，委者放也，矢者箭也，放箭为射，故应是‘射箭’之‘射’。”
说完他又在纸上写了一个“射”字，坚持着说：“此字可读作‘矮’，从身从寸，身只寸高，不正是矮吗？”
他这么一讲，把大家逗得哑然失笑，禁不住连连称绝，有人说：“纪才子，服气了吧？”
“好！”纪晓岚口中说道。他也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个“出”字，让刘墉看是何字。刘墉说：“出入的‘出’呀！”
纪晓岚摇摇头：“料你也念不对，才读书几年，哪会有这么大的学问。”
刘墉心里明白，纪晓岚不服气，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事已至此，由他说去吧。
纪晓岚笑眯眯地说：“这字有两读，一读‘轻重’之‘重’，一读‘重叠’之‘重’。”随即，他又写出一个“重”字，指着说：“此字才读作‘出入’的‘出’呢！”
众人围上来打趣，问他作何解释，纪晓岚笑道：
“重（出）者，二山也，山上加山，两山相叠，读作‘重叠’之‘重’。一座山本已很重，再加上一山，那就重不可比了，故又读‘轻重’之‘重’！”他再指着“重”字，继续说道：“上下千里，合为‘出（重）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居家而不出，何以至千里，故应读作‘出入’之‘出’字。”
众人听完，又是大笑不止。刘墉笑道：“如此看来，我这一课补得很好，你的长进很快！”大家又接着笑起来，纪晓岚这回也不再反驳。
纪晓岚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着实精彩。下面的例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
那是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谜”，然而，我们的作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机停下来，然后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梁晓声不知有诈，欣然答应。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在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在这里，梁晓声也是巧妙地应用了“反弹”的应答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