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验还没有证明，或是人类内心的认识还没有令他预见到这种政体不可避免的弊端之前，政体似乎应当是比较好的，因为负责保障政体的维护的人本身的利益与政体的维护最为息息相关。由于行政官的职位及其权利只能根据基本法设定，一旦基本法遭到破坏，行政官就不再具有合法的地位，人民也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由于构成国家的要素不是行政官，而是法律，因此，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恢复了他的自然自由。
只要我们稍微用心地对此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新的论据来证实上述内容。从契约的性质来看，它也不可能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假如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力可以确保缔约方的忠诚，或是强迫他们履行彼此的义务，那么缔约双方依然是他们自己的争讼中唯一的裁判者，一旦发现另一方违反契约规定的条件或者这些条件不再适合于他，任何一方都始终有权抛弃契约。似乎弃权的权利就是以这个原理为基础的。然而，若是只考虑人类的制度—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假设把一切权力握在手中，并且将契约的一切利益都据为己有的行政官尚且有权放弃权力，那么因首领犯下的错误而受罪的人民更加有权抛弃这种附属关系了。但是，这项危险的权利引起的可怕纷争和无休止的混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说明了人类政府是多么需要比单一的理性更加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公共的安宁来说，又是多么需要神意介入，赋予最高权力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性，从而剥夺臣民处置最高权力的致命权利。即便宗教只为人们做了这一件好事，也足以让他们都依恋它，接纳它，甚至连它的弊端也不例外。因为，它让人避免的流血牺牲，比宗教狂热引起的流血牺牲还要多。但是，让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的假设继续往下探讨吧。
政府的不同形式源于政府组建之时个人之间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差异。如果一个人在能力、道德、财富和声望方面都很出众，他被单独选为行政官，那么国家就会变成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彼此在伯仲之间的人优于其他所有的人，他们一起被选为行政官，那么就会有一个贵族政府。若是那些财富和才能分布比较均匀、离自然状态最近的人共同掌握最高行政，那么就形成了民主国家。时代已经证明这三种形式中哪种最有利于人类。一些人依然只服从法律，另一些人则很快就转为服从主人。公民想要保留他们的自由，臣民只想着剥夺他们的邻居的自由，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享受自己再也不能享受的东西。简言之，一边追求的是财富和征服，另一边追求的则是幸福和德性。
在各种各样的政府之中，所有的行政官一开始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当财富不占优势时，选举偏重的是功绩和年龄，因为功绩赋予人一种自然的巨大影响力，而年龄则赋予人处理事务的经验以及决策时的冷静。希伯来人的长者，斯巴达人的元老，罗马的元老院，甚至我们的“领主”一词的词源都表明了在过去，老人是多么备受尊重。越是年龄大的人当选，选举的频率就越高，选举的麻烦也就越明显。出现了阴谋诡计，形成了集团派别，党派斗争激烈，内战爆发了，最终，为了所谓的国家幸福，公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人们处于倒退到之前无政府主义的边缘。野心勃勃的权贵们利用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职位在家族中得以世袭。习惯于依附、安宁以及舒适生活的人民已经没有能力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锁了，为了稳固自己安宁的生活，他们同意别人加重对自己的奴役。首领因此变得世袭，他们习惯于将行政官的职位看作家庭财产，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所有人，而他们起先不过是国家官员罢了；他们将自己的同胞称为奴隶，把他们当作牲口一样计入自己的财产数目中，自称与神灵同级，是王中之王。
假如我们追踪这些不同变革之中不平等的进展过程，那么就会发现，法律以及所有权的确立是它的第一个阶段，行政官职位的设定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合法权力转化为专制权力。从而，第一个阶段认可了贫富差别的状态，第二阶段认可了强弱差别，第三阶段认可了主仆差别，它是不平等的最高层次，是所有其他不平等的终极阶段，直到新的变革彻底摧毁政府，或者使它走向合法的制度。
要理解不平等的这种进展的必要性，就应当考虑政治体实行时采取的形式以及实行后带来的弊端，而不是考虑建立政治体的动机，因为使得社会机构变得必要的弊端同样也使得对这些社会机构的滥用不可避免。由于法律在一般情况下不如情感强大，它只能约束人，不能改变人—斯巴达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法律主要用来确保儿童教育，利库尔戈斯确立了风俗，这些风俗使他几乎不必再添加法律—因此很容易证明，任何政府若是没有腐败和变质、始终完全根据它组建的目的运行的话，那么它本身就没有组建的必要；若是一个国家里的人不规避法律，不滥用行政官的职位，那么行政官和法律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差别。不平等在人民和他们的首领之间增长，很快就在个人之间显示出来，并且因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形式各异。行政官要篡夺非法的权力，就必然要培养一些亲信，让渡一部分非法权力给他们。此外，公民也只有在受到盲目的野心诱惑时才会自愿接受压迫，他们只往下看，而不往上看，统治别人对他们来说变得比独立自主更加可贵，为了能够给别人戴上枷锁，他们同意给自己戴上枷锁。一个不求操纵别人的人很难沦落到服从别人的地步，最为机智的政治家也无法奴役只想要自由的人。但是，不平等在野心家和胆小鬼之间畅通无阻地蔓延开来，因为他们时刻准备冒险碰运气，若运气好就统治别人，若运气不好就伺候别人，对此他们几乎都无所谓。因此，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人类被迷昏了双眼，以至于到达这样的地步：只要他们的领导者对最卑微的人说一句：“你和你的家族都会是显要人物。”立刻，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伟大，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的后人年代越是与他隔得远，地位就越是提升得高；起因越是年代久远、模糊不清，效果就越是强大；家庭中游手好闲的人越是多，家庭就越是显赫。
如果在这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我将很容易解释，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是如何在个人［注十九］之间变得不可避免的？[14]。一旦聚集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就不得不在相互之间进行比较，考虑他们在彼此之间需要持续利用的过程中发现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各式各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社会中主要用财富、贵族身份或等级地位、权势和功绩来自我衡量，彼此区别。我将证明，这些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和谐还是冲突，是衡量一个国家体制好坏的最可靠的指标。我将证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之间，个人的功绩的不平等是所有其他不平等的根源，但是最终所有的不平等都归结为财富这一最后的不平等，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利于人的福利，最容易传递，人们很容易用它来收买剩下的一切。这个观察结果让人能够比较正确地判断各个民族远离它的原始制度的程度，以及走向终极腐败所经历的路程。我注意到，这种吞噬了所有人的对于名望、荣誉和特权的普遍欲望，是如何促进了才能和力量方面的锻炼和较量，激发并增强了人的激情，将所有的人变成竞争者、对手，甚至是敌人。它让如许多的觊觎者在同一个竞技场上赛跑，天天制造挫败、成功和各种灾难。我将证明，正是这种对于扬名立万的热望，对于出人头地的狂热，让我们几乎总是生活在自身之外，由此产生了人类之中最好以及最差的事物：我们的德性和恶习，我们的科学和谬误，我们的征服者和哲学家，也就是说，大量坏的东西，少量好的东西。最终我将证明，如果说我们看到一小撮有钱有势的人名声赫赫，享尽富贵，而民众却卑躬屈膝、默默无闻地过着穷困的生活，那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所看重的自己享受的东西，恰恰是其他人被剥夺的东西，在身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不再贫穷，那么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也就不再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