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满足于他们的土屋，满足于用荆棘或鱼骨来缝制毛皮衣服，用羽毛和贝壳来装扮自己，用各种颜料涂抹身体，改进或是装饰他们的弓和箭，用锋利的石头凿出几只渔船以及几样粗糙的乐器，简言之，只要他们仅仅致力于单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以及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就可以完成的技艺，那么就可以过上依照他们的本性可以享有的自由、健康、美好、幸福的生活，继续享受他们之间不受拘束的交往关系的乐趣：但是，一旦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一旦他发现一个人拥有两人份的生活必需品的好处，平等就消失了，所有权应运而生，工作变得必要，广阔的森林变成了必须用人们的汗水浇灌的宜人的田野，人们很快发现，奴役和贫困随着收获的到来而发芽、生长。
冶金和农业这两种技艺的发明引发了这次巨大的变革。诗人认为令人类走向文明同时也走向毁灭的，是黄金和白银，哲学家则认为是铁和小麦；而美洲的野蛮人对这两项技艺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而其他一些民族只要仅仅运用这两种技艺中的一种，便似乎同样也停留在野蛮的状态。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欧洲即便不是最早进入文明状态的，至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也最具有延续性的地方，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铁和小麦的产量方面都是最为丰富的。
很难推测人们是如何认识并且使用铁的：因为难以相信他们会在不知道结果如何的情况下，自己想到去开采矿石，并且通过实施一些必要的工艺将它熔化。另外，我们更不可能将这种发明归功于某种意外的火灾，因为矿藏只有在草木不生的干旱之地才能形成，从而可以说自然为了不让我们发现这个致命的秘密早已采取了预防措施。因此，只剩下某个火山爆发的特殊情况了，熔化的金属物质从中喷吐而出，赋予了旁观者模仿这种自然活动的想法。此外还需要假定他们富有勇气和远见，从而才能够从事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并且早就预计到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利益，这些几乎只有那些更加经验老到的人才能做到，而当时的那些人还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至于农业这项技艺则在其实践之前就早已为人们所知。他们不断从树木和其他植物上摘取食物，因此必然很快就了解了自然用以培育植物的途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艺可能在很久以后才得以运用，或许是因为与打猎和捕鱼一样，树木不需要他们的照料就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或许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小麦的用途；或许是因为缺乏种植小麦的工具；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未来的需要；最后也或许是因为缺乏手段去阻止其他人将他们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我们可以认为，变得更为灵巧的人们开始使用锋利的石头和削尖的木棒，在他们的茅屋周围种植一些蔬菜或块根植物，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懂得培育小麦，拥有大面积耕种小麦的必要工具。但他们还想不到，要投入这项工作以及播种土地，就必须决心为了之后收获很多而先失去某些东西，这种先见之明是野蛮人的思维能力所远远不能企及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很难会在早上考虑自己当天晚上的需求。
因此，其他技艺的发明对于促进人类致力于农业技艺十分必要。一旦需要有一些人去熔铁炼铁，那么就必须有其他的一些人去养活他们。工人的数量越是增多，用于为大家供应食物的人手就越是减少，而消耗食物的人口数却没有减少。由于一些人需要用他们的铁去换取食物，其他的人最终发现了利用铁器来增加农业产量的秘诀。从而，一方面产生了农耕和农业，另一方面产生了加工金属以及扩展其用途的技艺。
土地的耕种必然引起土地的分配，而一旦所有权得到承认，便产生了最初的公平规则：因为要让每个人各自的东西归其所有，就必须让他们人人拥有某些东西；此外，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未来，发现各自都有可失去的一些财产，因此人人都害怕自己因损害他人而可能遭致的报复。正因为难以想象最初的所有权源于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地方，所以这个起源更加符合自然。因为人类若要将自己没有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那么我们不知道他除了投入自己的劳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只有劳动才能赋予耕种者享有他所耕作的土地的产物的权利，并且因此而赋予他享有这块土地的权利，至少到收割为止。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的持续占有就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了所有权。格劳秀斯说，古人授予刻瑞斯？[2]立法者的称号，并且将一个庆贺她的节日称为黛丝墨芙儿节？[3]，就是向大家宣告：土地的分割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也就是所有权，它不同于来源于自然法则的权利。
在这个状态中，如果才能平等，比如铁的使用和食物的消耗总是保持严格的平衡，那么事物可能依然彼此平等，但是，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没有什么能够维持它。最强壮的人干的活最多；最敏捷的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劳动效益；最有创造力的人能够找到简化劳动的办法；耕种者需要更多的铁具，而铁匠则需要更多的小麦。于是，在劳动量相等的情况下，有的人得到的收益很多，有的人却连生活都难以维持。从而，自然的不平等随着手段的不平等慢慢地发展起来，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因环境的不平等而发展起来，变得更加显著，影响力也更加持久，并且开始以相应的程度影响个人的命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剩下的就很容易想象。我不会详细描述其他技艺的相继发明、语言的进步、才能的考验和运用、机会的不平等、财富的使用和滥用，也不会一一描述随之而来的细节，对此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补充。我仅限于打量一下置于这个新的事物秩序中的人类。
于是，我们的所有才能都得到了开发，记忆力和想象力发挥作用，自尊心介入，理性变得活跃，智力几乎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从而所有的自然品质都发生作用，每个人地位和命运不仅建立在财富的数量以及服务或损害他人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建立在智力、美貌、力量或灵敏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功绩和才能的基础之上，唯有这些品质能够赢得尊重。因此人们很快就必须拥有或假装拥有这些品质，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表现得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本质与表象成为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这种区分中产生了壮观的排场，骗人的诡计以及一切与之相随相伴的恶习。另一方面，以前自由独立的人，由于大量新需求的产生，可以说是变得完全屈从于整个大自然，尤其是屈从于他的同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为了他们的奴隶，甚至当他成为他们的主人时也不例外。富裕时，他需要他们的服务；穷困时，他需要他们的帮助；既不富裕也不穷困时，他也不能脱离他们生活。因此，他必须不断地力图让他们关注他的命运，让他们在实际上或在表面上找到为他工作的好处：因此他对有些人狡猾奸诈，对待另一些人则专横严厉；当他不能让自己需要的人对自己敬畏，或者发现为他们提供有效服务不能让自己获得利益之时，他就必然会欺骗他们。最后，贪婪的野心，亦即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增加自己相对财富的狂热，唤醒了所有人身上彼此损害的卑劣倾向以及隐藏的嫉妒心。为了安全无虞地干坏事，这种嫉妒心经常戴上仁慈的面具，因此也更加危险。简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敌对，另一方面是利益对立，不变的是隐藏的损人利己的欲望。所有这些弊端都是所有权的最初后果，也是新生的不平等不可分割的伴随物。
在发明财富的象征符号之前，财富几乎只包括土地和牲畜，这些是人们拥有的唯一的实物财产。然而，当产业的数量和面积增长到覆盖整个大地并且彼此接壤之时，一些产业的扩大就必须以损害其他的产业为条件，余下一些由于羸弱或懒散而无法获得自己的产业的人变得穷困，尽管他们没有经受什么损失，但由于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只有他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富人手中领取或夺取生活所需，从而根据穷人和富人各种不同的性格产生了统治和奴役，暴力和掠夺。富人这一方才尝到一点统治的甜头，就立刻无视其他的一切乐趣了，他们利用原有的奴隶来制服新的奴隶，只想着征服和奴役他们的邻人，正如那些饿狼一样，尝过一次人肉的滋味之后便嫌弃一切其他的食物，变得只吃人肉了。
因此，最强大的人和最贫困的人分别将他们的权势和需求变成一种可以占有他人财产的权利，在他们看来，这种权利等同于所有权。平等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可怕的混乱：富人的侵占，穷人的掠夺，疯狂的欲望窒息了所有人身上自然的怜悯以及正义依然微弱的声音，使得人们变得吝啬贪财、野心勃勃、凶狠恶毒。在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权之间产生了无休止的冲突，最终只能以战斗和杀戮收场。［注十七］ 新生的社会让位于可怕的战争状态：堕落而痛苦的人类既不能原路返回，又不能放弃他获得的不祥财产，只能滥用本该为他带来荣誉的才能，致力于为自己制造耻辱，自己走向灭亡的边缘。
这个富裕而可怜的人
被新生的灾难吓坏
他只想避开财富
之前追求的东西
如今却厌憎不已？[4]
最终人类不可能不对如此悲惨的境遇以及遭受的灾难进行思考。富人尤其很快就会感受到，无休无止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利，因为他们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在战争中，生命的危险是所有人都要分担的，但财产的风险却由个别人承担。此外，不管他们为自己的侵占行为披上何种外衣，他们也相当明白，那些侵占行为仅仅建立在一种不确定且被滥用的权利的基础之上。这种权利仅仅依据武力获得，因此也可能被武力夺走，而他们连为自己申辩的理由都没有。甚至那些仅靠自己的本事致富的人也几乎不能为自己的所有权找到更好的凭据。他们枉费口舌地说：“这堵墙是我建的，这块土地是我用劳动赚取的。”人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谁给你划定的界线？我们又没有强迫你劳动，凭什么要我们为此支付报酬？难道你不知道你无数的同胞因你占据了太多的生活必需品而死亡或忍饥受冻？难道你不知道，需要通过人类一致的特别同意，你才能将超过自己生活所需的公共生活物资据为己有？”由于缺乏自我辩护的有效理由，不具备捍卫自身的足够力量，富人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压倒单个的人，但是自己也可能被成群结队的强盗摧毁。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同时又由于相互之间的妒忌，无法与其他富人联合到一起对抗因掠夺的共同欲求而聚集起来的敌人，因此，为形势所迫，富人最终想到了一个人类智力从未企及过的最为深思熟虑的计划：那就是利用那些攻击他的人的力量本身为自己服务，将他的对手变成他的保卫者，用其他的行为准则鼓动他们，为他们设立另外的法规，自然法对他们有多不利，这些法规对他们就有多有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富人首先向他的邻居阐明这种挑动大家彼此对抗的情况是多么可怕：富裕和贫穷一样让人负担沉重，一样不能给人以安全。随之，他轻而易举地发明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将他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地。“让我们联合起来，”他对他们说，“保护弱者免受压迫，遏制野心勃勃的人，确保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制定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公正和平的法规，不偏袒任何人，通过让强者和弱者都履行相互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命运的变幻无常。简言之，不是将我们的力量转过来对付我们自己，而是将它们汇聚成为一种至上的权力，让它根据贤明的法律领导我们，击退共同的敌人，将我们维持在一种永久的和谐状态之中。”
事实上要引诱那些见识粗浅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远远不需要这么多的口舌，更何况这些人之间要争论的事情太多，仲裁必不可少；他们为人太贪婪，野心太大，不能长时间没有主人管束。因此，所有的人都奔跑着迎向枷锁，认为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自由，因为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智去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好处，却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预见到它的危险。最有能力预感到其弊端的人恰恰是那些打算从中获利的人。智者甚至发现，必须下定决心牺牲自己一部分的自由才能保存另一部分的自由，正如一个受伤的人，为了保住身体的其他部分必须切除自己的一条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