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又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多复杂一样。
现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已悄然兴起一门新的学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个谜，他的作品也是个谜。破译这个谜，是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学家研究的基本课题。
专家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一般分为两个时期：西伯利亚之前和西伯利亚之后。本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八六一）则处于这两个时期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保留了四十年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又承上启下，开创了作家后期以探索社会秘密、人心秘密为主的社会—心理—哲理小说的先河。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马利亚贫民医院一个医生的家里。住地偏僻，住房狭小，家境贫寒。幼年时，作家常常同哥哥米哈伊尔一起趴在窗口，观看坐着大车、扶老携幼前来医院看病的城乡贫民。这种凄凉、萧索的环境，对作家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初，他父亲在图拉省购置了两处不大的田庄，使他在暑假有机会接触到当地的农民。一八三九年，他父亲因虐待农奴和道德沦丧被农奴殴打致死。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事[1]。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一八四九年，他因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入狱。同年十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十二月，他们被绑赴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可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送来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诏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尔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边防军当兵。
许多文学史家说，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抛弃了从前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转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爱、宽恕，乃至逆来顺受；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更加剧他的思想危机。
是沙皇政府的监狱、死刑判决和非人的苦役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了吗？是他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是凶恶的敌人把他吓破了胆吗？不！他在沙皇政府的监狱里和法庭上不愧是一个革命者。他坚贞不屈，甚至为他人受过，也决不诿过于人，出卖自己的同志[2]。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被判死刑，绑赴法场，临刑前的赦免，苦役，流放，都没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都没有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上，听着对我们的判决，毫无悔改之意。”“摧毁我们的不是流放的岁月，也不是痛苦。恰恰相反，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毁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业已完成的天职，从精神上支持了我们。”“不，是一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他们的兄弟般的结合……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逐渐地，在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3]”
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六○年九月发表在他们兄弟俩主编的《时报》杂志上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标举“根基论”，主张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根基”，与人民打成一片。至于他后来标榜俄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信仰基督和沙皇，主张宽恕和博爱，反对像西欧那样采取暴力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那是到后来才逐渐明朗化和纲领化的，与他的流放和苦役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他也说过一些“我有罪”，“我错了”，“我罪有应得”之类的话，乃是为了获得皇上恩准他发表作品而说的一些违心的话。这对于有过大致相同经历的人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某些文学史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观和顺从是灵魂被击毁了的、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对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人格的“莫须有”诽谤。试看他在已被判刑的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从彼得保罗要塞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还庄严宣称：“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保持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4]”
某些文学史家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免除了死刑，可是他青年时代的梦想却被绞杀了……十年孤独的生活……给他的世界观涂上了一层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色彩。”似乎，苦役和流放使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他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宗教神秘主义。这也不符合事实。试看他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写给十二月党人冯维辛的妻子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对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5]”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没有，而且一直到死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始终怀疑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其次，他的“宗教”信条就是爱——爱人和被人所爱，他信奉的是基督的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三，基督不是神，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尽善尽美的人的形象。第四，基督式的美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不应存在于真理之外，如果有人硬说他手中的“真理”与基督的博爱精神有矛盾，硬说只有牺牲爱才能达到“真理”，那么他宁可选择爱（基督的化身）而抛弃“真理”。以上的道理和作家的基本思路应当说是清楚的。但是，有人抓住这段引文中的最后几句话，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宁要基督不要真理，是一个盲目的、狂信的、失去理智的基督徒，因此是反动的，应予批判和打倒。
二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是作者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后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登上文坛以来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从他的处女作《穷人》过渡到他的代表作《罪与罚》，而作为迈入后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则是他于一八六四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6]）。
一八四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中篇小说《穷人》（一八四六年发表）迈入俄国文坛，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涅克拉索夫读过《穷人》的手稿后宣称：“新的果戈理出现了！”盛赞“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别林斯基则称这部小说是“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他又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最令人惊异的东西，就是他那卓越的描写技巧，寥寥几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有天才，才能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7]”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是作者前期一系列描写“穷人”作品的顶峰。
这部小说的创作风格几乎同《穷人》一样。它的中心思想便是作者借伊赫梅涅夫老人之口所说的：“一个最最逆来顺受、最最等而下之的人也是人，而且可以称之为我的兄弟！”（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六章）
这部小说并行不悖而又互为联系地写了两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是娜塔莎的故事，一个是内莉的故事。而将这两个故事贯穿在一起的则是那个巧取豪夺、人面兽心、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第一个故事写的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为了阻挠他的儿子阿廖沙与伊赫梅涅夫老人的女儿娜塔莎相爱和结合，不惜无中生有地诬陷娜塔莎的父亲鲸吞了他的款子，中饱私囊，并上告法院，要他赔偿损失。为了彻底拆散阿廖沙和娜塔莎，他又玩弄诡计，让阿廖沙另觅新欢，抛弃了娜塔莎。
第二个故事是写史密斯和他的外孙女内莉。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年轻时曾勾引史密斯的女儿，并与她私奔，拐走了史密斯老人的全部财产，然后又把史密斯的女儿抛弃在国外（她当时已有孕在身，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内莉）。以后，史密斯和他的女儿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年方十二三岁的内莉只身流落彼得堡，举目无亲，差点落进逼她卖淫的魔窟。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催人泪下的感人笔触描绘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非但讲了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且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惨痛热烈的心声”（鲁迅语），从而表现出作者深入解剖人心的卓越技巧。诚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也无论在描绘人心的深度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既是对《穷人》这一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直接继续，又在刻画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理性和非理性，展现人的自我意识，创造“思想的形象”（如瓦尔科夫斯基对万尼亚恬不知耻的内心披露）上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与他在后期作品中创造的一系列形象相比，在“思想形象”的创造以及在心理描绘的广度和深度上，似略嫌逊色，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有一个恶魔似的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一人物在当时是典型的，是俄国由封建宗法的农奴制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转型时期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开、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以敛财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加深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开掘。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一系列鬼魅形象（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白痴》中的托茨基，《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等）的先行者。正如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瓦尔科夫斯基是“以强烈的情感描写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丑态，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特征的集合”。这人是卑鄙无耻的化身，是俄国的夏洛克和达尔杜夫，是个大色狼。
书中最令人回肠荡气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是小内莉的形象。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众多儿童形象中最成功、最具有盎然诗意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锻造了她倔强的性格。她嫉恶如仇，但又充满对爱的渴望。她的身世是悲惨的，命运对她很不公平。当她在走投无路中终于碰到好人的时候，又不幸在蓓蕾之年中途夭折。当我们读到她对自己悲惨身世的令人心碎的自白，以及作者对于她临死情况的描述，不由得热泪盈眶，掩卷长叹，不忍卒读。她就像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玛丽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非人的环境中犹保持着灵魂的圣洁。
三
如上所说，本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在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宣扬爱，基督式的爱。
彻底的贫困和非人的生活，使内莉对一切人都抱着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但是她终于碰到了好人，使她看到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他们的爱终于使她那颗倔强的心软化了。她是在人们对她的一片爱护和关怀中死去的，虽然她至死都不肯宽恕那个抛弃她母亲，逼死她母亲和外公的生身之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娜塔莎的父亲伊赫梅涅夫老人，受到他东家瓦尔科夫斯基的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因此而倾家荡产。可是他的爱女却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爱上了他仇人的儿子，并与之私奔。他表面上虽然诅咒了女儿，表现出无比的恨，但骨子里还是爱——对自己女儿令他心碎的、刻骨铭心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