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2月17日，山东高密人。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专业作家。1997年转业到报社工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文学硕士。已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牛》《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短篇小说《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有《莫言文集》（12卷） ，影视、话剧剧本多部。中篇小说《红高粱》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文学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台湾联合报十大好书奖，另获意大利第30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4年获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 年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颁奖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评价：“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 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赏析指要】
《红高粱》叙写的故事并非新颖，而且是一个简单的抗日战争的故事：“我”爷爷土匪司令余占鳌在墨水河畔组织的民间武装抗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线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另一条线索是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但就是这样的故事框架，绽放出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这是因为作品所要“揭示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以及这种过去与现在、将来的某种有机的精神联系。《红高粱》所要证明的是民族精神之魂的复杂内核，而在以往的以抗日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深刻独到的，既充满了血腥味，但又富有神魄感的优秀作品。”（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
作品采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有人认为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写法，现实叙写与虚幻叙写相结合。作品写“我”奶奶重伤之后生命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思想意识的不断变化以及独特感受，通过时间、空间和描写视角的不断变化，塑造了“我”奶奶独特的形象，作品充满着诗意和朦胧美。
【辑评】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显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选自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因为同名电影获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为人熟知。小说以“我”，即孙子的口吻叙述爷爷、奶奶的故事，而且还以小男孩———“我父亲”的视角描绘所感受到的一切。《红高粱》不同于传统小说，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写一天凌晨，“我父亲”跟“我爷爷”去参加“我爷爷”他们组织的一场简单的伏击战———在如火如荼的红高粱地里伏击日寇的汽车。中间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爷爷”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与“我奶奶”结合；在红高粱地里，罗汉大爷活活地被剐，等等，最后详写了伏击战的场面。
已有的不少评论、赏析大多注意到了《红高粱》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小说的童年视角与作者独特奇异的感觉。也有人就事论事地指出过莫言小说，包括《红高粱》的“祖宗崇拜”现象。本篇则认为，《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十分独特，但从原型的角度来说，用子孙“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态来追忆爷爷、奶奶们的英雄业绩，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这种“祖宗———子孙”的小说叙事结构，其实就是《诗经》中祭祖诗“祖宗———子孙”话语方式的翻版。因此可以说，《红高粱》是作者怀着祭祀祖宗的仪式心态写出的，是我们民族一种古老的“种族记忆”的复活。当然，这种复活充满了时代气息。
莫言式的追忆激情充沛。他为祖先设置了两个背景：一是充盈着原始生命冲动的爱情，二是严酷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在子孙“我”的讲述中，祖宗“我爷爷”“我奶奶”们笼罩着迷人的光环，他们身上充溢着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实现生命的自由，爷爷们剽悍勇敢、匪气十足、杀人越货、敢作敢为，他们敢于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鬼子血战，是因为鬼子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的爱情更多地发自本能。为了女人，“我爷爷”宰了单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则毫无三从四德、畏畏缩缩的气息，她和爷爷高粱地里的野合为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上了一道酥红”。总之，他们勇往直前、风流快活，与妨碍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争斗，至死不悔。
就这部小说本身来说，作者借助叙述人———孙子“我”的童年视角以及新奇独特的感觉，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我爷爷”“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与赞颂。莫言对这种祖宗精神的发掘当然是有他现实用意的。1985年掀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既然叫嚷着要寻根，就必然带有一种对祖宗文化精神的追忆、回顾、反思。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当时的心态：“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J].中篇小说选刊. 1986（3）. ）显然，《红高粱》中张扬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在小说“祖宗———子孙”对应叙事结构中，“我”的叙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激情愈是澎湃、感觉愈是新奇，读者，即广义上的子孙受到的心理震荡就越大，就越会受“我爷爷”“我奶奶”们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闪光精神以滋补子孙之元气的效果就愈好。很明显，作者在小说的立意上有潜在的、对当代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有对我辈子孙的训谕，但叙事结构又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审美情感有极为传统的地方。《红高粱》仅仅是后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中的一个章节。在这个长篇中，作者借助“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把《红高粱》中的潜在情感表达了出来，小说叙述人，孙子“我”代表着都市文化。“我逃离家乡十年”，便被“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上“虚情假意”，“肉体”也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我”是“我爷爷”“我奶奶”的不肖子孙，“种的退化”的产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灵指点迷津，在追忆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寻找一株仅剩的“纯种红高粱”。这隐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但“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却使小说自然地把祖宗与子孙两相对比，这时，崇拜祖先的仪式情感便引发了作者鄙视子孙的心理。总的说来，《红高粱》所崇尚的爷爷、奶奶精神带有很多的本能冲动成分。他们倾心追求的、“我”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来训导子孙，嘲弄现代文化，则是明显地沉溺于一种美学谬误中了。
（选自徐志强.宗祖的梦寻———原形批评与文本解读[ M]//文学新思维（下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白鹿原（节选）
陈忠实
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施展出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他用白鹿仓拨给他的十分有限的经费，在白鹿镇买下一院破落户的民房。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庭院里散发着一股酸滋滋臭烘烘的气味。他雇请来卫木匠，向所辖的十个村子摊派小工，把三间大厅和两间厢房全部翻修一新。把临街的已经歪扭的门楼彻底拆除，用蓝色的砖头垒成两个粗壮的四方门柱，用雪白的灰浆勾饰了每一条砖缝，然后安上两扇漆成黑色的宽大门板。在右首的门柱上，挂出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多年来一直破败不堪的居民小院，完全焕然一新了，在灰暗衰老的白鹿镇上，立即昭示出一种奇异的气质。
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白鹿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仓库，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丰年储备粮食，灾年赈济百姓，只设一个仓正的官员，负责丰年征粮和灾年发放赈济，再不管任何事情。现在白鹿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已不可与过去的白鹿仓同日而语了。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当白鹿仓的总乡约田福贤要鹿子霖出任第一保障所的乡约那阵儿，鹿子霖听着别扭的“保障所”和别扭的“乡约”这些新名称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推诿说自己要做庄稼，怕没时间办保障所里的事。当他从县府接受训练回来以后，就对田福贤是一种知遇恩情的感激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