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先
戴宏才博士将他的文集《耕砚窗稿———民主法制与人的发展研究》（以下简称《窗稿》）的文稿早就寄给我了，并嘱咐为其作序，我却迟迟未能动笔。这不仅仅是因为需要花一点时间对这本跨学科的文集进行全面阅读，还因为有些文章的观点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和更深刻的思考。更主要的原因还有两点：一是我尚缺乏“与时俱进”的良心；二是对政治、哲学、法律、教育多种学科的“跨越性”研究也不熟悉，加上对法律这门学科又不太感兴趣（这又是不与时俱进的劣根性）等。这些原因使我视为其作序为畏途，延时至今，勉为其难。不过作为读后感而已，实难为序，故请见谅。
通观《窗稿》，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作者对这个改革大时代的各个时段中接触到的不同质的思想理论都兼收并蓄，都持赞赏、肯定、吸收的态度与立场。这与时下知识分子和思想界中几乎都从思想、理论、价值观上“翻烧饼”的情形相比较，是不太多见的。虽然作者也时时与时代潮流俱进，但并非随波逐流；不仅没有在泥沙俱下的滔滔洪流中淹没自我，更是在滚滚的知识大潮中不断地弄潮、冲浪，甚至对沿途“时过境迁”的“风景”也都表现了必要的关注和难能可贵的思考。比如，作者对早期《太阳城》这样的社会主义“古史陈迹”也表示了一种极富情感色彩但本质却是理性的关注；他还对苏联制度的自我崩溃保持了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像东西方政治和知识界一致表现出的欢天喜地、弹冠相庆（中国知识人一般怀有“幸亏垮了”之心态）的庆幸之心（颇具潮流性和时尚性色彩）。作者显得“与众不同”，而这却尤为可贵。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在政治学、法学、史学、哲学等政治性极强或者较强的学科领域，学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灵魂与人格的投影。在我看来，作者的人格和学术良心是独立、清醒，更是健全的。这在当下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我虽以为做学术与做人无法分开，但做学术毕竟与做人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前者是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深可浅的事情；而《窗稿》显示作者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学科，而是横跨几个领域进行研究。其学术兴趣的浓厚、探索精神的强烈、理论建构的勇气，纵贯全书。
通过研读可以看出，作者倚重的还是政治学。这不仅是因为这三个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法律是政治的具体工具，而教育则是贯彻政治与法律的工具）决定着政治的首要地位，而且他还在政治学中大胆地提出了关于政治本质的基本命题，显然是把关于政治本质的命题不仅作为人类全部历史而且作为人类未来的最高结果的终极命题（并试图以此作为新的政治设计即从区域政治到国家、到全球政治发展的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另两个领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我想，如能紧扣这一基本的“终极命题”深入考察法学和教育学，似乎更能形成一种真正的“跨越学科边界的思考”，从而凸显出一种“戴氏体系”来。当然，这本文集是作者本人在其作为学者成长过程中对政治、法律、教育等问题的“系列性”探索思考，而不是已经成熟的“系统性”成果。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将心路的历程做成的一份‘备忘录’和‘路线图’”。故全书“跨越学科边界的思考”在原理上的贯通和系统性思考上尚嫌不够明显。作者若能在今后的思考中更加体现“吾道一以贯之”，则《窗稿》“文以载道”的思想将会以更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我还要说说作者的理论勇气。作者这样潜心于政治学，将政治学的理论思考放在首位，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无论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都未能解决好这个关乎人类根本的政治问题。那种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解体，以及解体之后整个世界愈演愈烈的一派乱象，令世人对人类的前途一片茫然。多年以来，人们无不惊恐于人类前途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时候，作者提出政治的本质是“人的共存”的命题，这确实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单就此命题而言，似有商榷之处：既然政治的本质是“人的共存”，怎么会有产生、发展与消亡这样的历时性？难道将有人的非共存的局面吗？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局面？既然这是一种全称命题，那么怎样解释历史上的奴隶制及农奴制、封建制和资本制等政治实体？因为这些制度中均有主仆共存（作者在文集中并未提及或者没有收录有关“平等”与“自由”的思考性文章），但这类“共存”，并未给人们增加新的知识，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作者又说，连过去的乌托邦也可以是达到“人的共存”的一种过渡环节，那么，“共存”中还是含有平等及自由吗？毋庸讳言，这些都是政治学说产生以来，最敏感、最本质、最争论不休，却又最基本、最前沿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关于政治本质的争论就从未定分止争，但无论先贤圣哲之间的观点是如何地不一致甚至相悖，却丝毫不影响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对人类存在、发展的命运和人性最深切的关注，以及从而让人们对这样纯粹的潜心思考所表示的敬意。正如古希腊圣哲的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让人感慨万千一样，在此，曾被作者尊为老师的我只能借此语之意，来表达与作者观点的不一。对此观点的不同或许是我个人的一些困惑，我还将在下文继续提及。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在一篇十分简明扼要的短文中将人类社会中的超级问题解决得彻底和圆满，就如同一块再精致的砖或一片再靓丽的瓦也不可能单独建造一栋大厦的道理一样。但是，再超级的摩天大厦也需要“一砖一瓦”才能成就其耸入云天的高度和金碧辉煌的气象。一篇短文在解决超级问题时，毫无疑问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难免和正常的。所以，一篇经过作者真正思考而写出的短文也一样如同宏伟建筑中的“一砖一瓦”，它丝毫不影响由此给读者带来的惊异和遐想。
由此，我忽然联想起了浦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部书。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在大学时代，在学院的一次奖学金征文中写的《什么是所有权》（作为一部同名书的第一篇论文）的论文中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的惊人命题，引起了轩然大波。马克思曾经称赞这部书，认为“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所有权》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部作品若不是由于内容的新颖，至少是由于新鲜大胆讲述旧东西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本书之后，蒲鲁东又在《贫困的哲学》中深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潭，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中对此做了全面的清算。蒲鲁东如在著述界有什么不朽，也就是他的第一部书，毕竟使他一举成名。而这部书的精华就在它的风格和大胆———几乎就浓缩在那句警语上。
我总感到“政治的本质就是人的共存”这一命题，其惊人之处不在“所有权就是盗窃”那句之下。虽然二者的意义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只要加以必要的充实论证，有可能成为划时代的新政治学第一原理；其所以划时代，是因为这理论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一般的、抽象的“人”，更不承认“人的共存”），也不同于西方的主流理论（这类理论不承认或不重视阶级观点，对国家的解释亦完全不同，故不承认政治有产生、发展、消亡的历程），因而属于一种新型的理论。不过，我们普通人不希望看到政治是“狼吃羊，羊总也吃不完，因而狼和羊永远共处”式的“共存”，而是希望另一种全新的政治，这种政治能造出一种新的物种，该物种类似食草动物，虽偶有打斗的缺点，但决不彼此吃和被吃，而能以平等主体的资格共处、共存。果能如此，就是人类的洪福了！乌托邦的要求只是彼此不吃和被吃。有人一见“乌托邦”就跳脚：“那不可能！”恐怕是吃瘾难消的人，单单对那“不可能”十万倍地敏感，而对于那“吃”的滋味尽兴地品尝，因而对于被吃者对被吃的感受则毫无敏感可言。
好在《窗稿》中，作者不仅广泛地研究了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而且还涉足哲学、文学、历史，可见其学识之广博、功底之深厚；且又正处在做学问的黄金时期（刚过“天命”之年），故完全可以期盼作者在政治学及其他领域中“直挂云帆”，将更多、更好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201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