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种“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越是混乱的年代思想越活跃，春秋战国时期如此，魏晋时期如此，明末清初如此，五四时期也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后，饱受屈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纷纷向国外寻求救国真理，国外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也借此迅速传入中国，使五四时期呈现出各种“主义”传播和争鸣的壮观景象。在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理论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害怕社会革命，主张对社会实行改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则希望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配方式。
五四运动前后，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的热潮中，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纷纷寻求和研究各种主义。在此情况下，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欧文等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些思想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导致在社会主义名义下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仅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一些军阀和政客也冠冕堂皇地大谈社会主义。1919年7月8日，以反动和守旧闻名的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全体议员大会上，便自我标榜其主张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而五四后知识界亲布尔什维克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风行，更引起了胡适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不满。陈独秀被捕后，由其和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编辑。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知识界宣传的社会主义等各种外来“主义”表达了强烈不满。
首先，胡适等信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学者，主张对社会的改造应采取渐进的改良方式而非激进“主义”的革命手段。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但空谈外来的“主义”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一切主义都有它自己所适应的具体环境，它所能提供的也是那时那地社会所需要的救济方法。如果不具体地研究社会的现实需要，只高谈某某主义，就好比医生仅凭所记的许多汤头歌诀，在没有充分研究病人症候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当人们只将“主义”作为一种口号，热衷于纸上谈兵时，则会走向危险境地。因为这种成为口头禅的所谓“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害人的事。胡适还认为谈“主义”并不能够代替对具体问题一点一滴的解决，不能包医百病。尽管胡适也认为应该从学理上认真研究种种“主义”，以便指导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他更强调指出：“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材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 [12]总之，胡适眼中的“主义”不过是过时的抽象名词，谈它容易，谈它无用，谈它危险，少谈为好；他也借对“主义”的否定而反对在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其实，胡适反对“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希望社会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良，而这种改良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他不愿看到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剧烈动荡，更不愿自己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因革命而失去存在的可能。当然，胡适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若在一个稳定并有一定自由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其主张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也警示革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也必须不断地解决各种有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只有把“问题与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地向“主义”迈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仅在国内尚未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立宪共和国，就连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也处于国内封建军阀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挤压之下，一方面“主义”远未实现，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几乎得不到解决。因此，若按胡适开出的方子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问题”与“主义”恐怕一个也得不到解决。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基尔特（Guild）是欧洲中世纪“行会”的译音，是按行业联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行会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罗素来华后，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资源……应该从教育入手”，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后又回到上海，于1920年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将罗素的观点加以发挥，公开向科学社会主义宣战。12月，张东荪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题为《现在与将来》的文章，系统地阐述其反社会主义的思想。1921年2月，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和发挥。与此同时，其他研究系成员也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遥相呼应。
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基于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判断，从主张阶级调和出发，反对阶级斗争，进而也反对各种“主义”。张东荪认为，中国人的贫困不是由于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及反动统治者的掠夺与压迫，“中国人的痛苦是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后，工人所受的苦也是受自工头。在我耳闻目睹资本家的跋扈还是很少的，雇主的暴虐也是很少的。”“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 [13] 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既然如此，像中国这样，“工业没有发达的国家，资本与劳动两阶级，是没有多少冲突的，因而阶级斗争也不能在他们两阶级行的。” [14]他主张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唤起他们的觉悟，让他们关心工人的利益，工会则不能触动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不能排斥雇主阶级，工人罢工就等于自杀。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还否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认为中国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平均的，甚至于已达到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农民贫困的原因除了天灾人祸之外，便是农民的懒惰无知。所以，他们也反对农民革命，主张社会制度只宜在现有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稍加改良。
其次，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一致主张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张东荪等选择了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张东荪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富力，并且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来增加富力。他指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他还同意罗素的中国不开发实业就无以自立的观点，认为罗素讲得“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在他看来，开发实业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 [15] 张东荪对如此多的“主义”都没有看上，在他眼中，只有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其实，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并非不需要“主义”，只不过他们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而已。
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资产阶级学者们，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系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只有工业化才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显然没有关照中国的实际。他们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视为等同，统统予以抛弃，这和倒洗澡水时也将婴儿一起倒掉没什么两样，因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批判。
第三，在资产阶级学者们以社会改良的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们则从极端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种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小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普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虽然也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区别，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宣称一切权力都是“屠杀人类智慧的心灵”的罪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在24小时内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所谓“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的“无政府状态”社会。
早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就被当成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比马克思主义更早地传入中国。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对专制主义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意义，因而很符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在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传并扩散到了工人中间，各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量出现，使得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盛极一时。但在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思想又是对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和有组织社会的一种反动，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其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和纪律的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便成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了。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中，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并声称：“我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1919年5月，黄又在《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攻击。1920年2月出版的《奋斗》第2号，刊载了《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的文章。而此后《奋斗》将第8、9号合刊，并发表了“反对布尔扎维克专号”，声称“要革他的命”。
黄凌霜公开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16]他还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得要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止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 [17]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持极端反对的态度，认为“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18]
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一切强权，废除国家的观点出发，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 [19]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无产阶级首领也会变成“拿破仑”“袁世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过想取现在执政者之权以自代，所谓无产阶级乃其饰词！” [20]他们还攻击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抹杀个性”，是“专制独裁”。在苏维埃国家里，“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一切的出版、集会都不能自由，而俄国的工人、农人之痛苦，何尝减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21]。苏维埃政权是“小资本家———个人———没有完全打消，大资本家———国家———反而完全成立”。 [22]
无政府主义者还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贯彻到生产和分配领域。在生产上反对一切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实现没有任何权力形式的“生产自由化”。 [23] 在产品分配上，他们则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与“改良”无异的“不彻底的革命”，认定按劳分配会产生不平等和富有的特权阶级。黄凌霜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定酬给，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