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陈独秀认为文化改造是政治革命成功的前提。在对欧洲文化进行研究后，他认为欧洲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广泛的文化领域内，实施了革故鼎新的根本性改造，解放了人的思想，激发了人的潜能，保护了人的积极性，进而大大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而中国的政治革命之所以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收效甚微，未对黑暗政治统治带来一丝触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对盘踞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在旧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旧观念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没能从文化深处消除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科学与民主思想没能占据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人的独立性还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因此，陈独秀认为，必须在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内采取革故鼎新的根本性措施，才能和欧洲一样，迎来文明的大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亦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吾苟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97]在陈独秀看来，欧洲文化的发展，既受益于政治文化的进步，也受益于文学领域对人的自由的讴歌。反观中国，由于缺乏文学领域里对自由人性的大力提倡，且旧文学又与旧道德相依为命，为旧的社会制度张目，致使政治民主化进程受阻，社会发展缓慢。因此，“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98]可见，在陈独秀眼中，以文学为代表的包括伦理在内的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与政治改造密不可分的，是政治改造取得成功的前提。没有先行的文化改造的成功，就不会有跟进的政治革命的成功。
其次，文化改造内涵着政治改造的要求。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旧文学、旧政治、旧道德是一家眷属，脱离了文化改造的政治革命只能是虎头蛇尾，难于取得彻底成功的。针对教育界一些人提出的教育应脱离于政治之外、不干预政治的思想，陈独秀回答道：“我现在要问：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中［去］？若无人圆满的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现在有些人对于学生请愿被殴风潮又说：我们只主张教育独立、司法独立及驱彭，不干预政治。其实教员学生除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够不问政治！” [99]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尽管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未在国内获得统治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还是那些专制的封建军阀。因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仍然因寄生于军阀这一载体而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建宗法制度远未受到致命打击，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所以，要进行文化改造，在全社会弘扬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精神，也必然要求推翻束缚文化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使文化改造变成政治改造。关于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陈独秀认为：“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我们中国，已经被历代悖谬的学说败坏得不成样子了。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谬学说在那里作祟。” [100]陈独秀还用西方社会的例子强调：“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者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 [101]的确，任何政治制度都要借助一定的学说来论证其合理性，进而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而社会上的各种学说，也无不希望以自己的观点来作用于政治，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社会，使其得到广泛流传。所以，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思想，内含着进行政治改造的要求。
再次，文化改造必然走向政治改造。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曾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试图以此将《青年》杂志与当时的其他一些报刊区别开来。而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其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一开始，其中便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政治因素。在陈独秀视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时，其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这一演变路径，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未偏离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的目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即完全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故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最终必然要走上政治改造的道路，他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四、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多于建设
著名史学家郭湛波先生在评价陈独秀时说：“陈先生是中国五十年之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但陈先生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在西洋新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中国两千余年思想之破坏。孔子的学说思想在中国已根深蒂固，深入社会人心。故攻击孔子学说最力，成为空前的大论战，终结笼罩二千余年的孔子学说，根本动摇，威信扫地。” [102]的确，陈独秀在当时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是坚决和勇敢的。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迷信，宣传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主张平等自由，个性解放，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是他的重大贡献，因而被合理地看成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然而，对如何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既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借鉴西方文化中于我有利的部分，建立起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文化，陈独秀却建树不多。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只有否定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消解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摧毁专制政治及其伦理体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新的社会伦理秩序，进而赢得民族的独立与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阻碍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它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到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到了人们思想的深处。儒家孔学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浸透于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成为构成民族心理和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由孔子肇始的宗法制度所提倡的长幼尊卑理念，却早已浸透于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以及思想感情之中。因此，只有彻底否定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旧文化，代之以科学与民主思想，才能建立起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从而维护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新的社会秩序。对此，陈独秀指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馀焉有并行之馀地……” [103]可见，在陈独秀那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文化思想是绝对不相容的，必须予以彻底抛弃。在旧思想尚未推倒，新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对旧文化的破是首要的，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该如何继承就位居其次了，所以，陈独秀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关注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奉行对理论进行价值判断的必然结果。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在于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在全社会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促进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以政治民主化促进国家独立与富强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现。对于传统文化，陈独秀的态度是主张彻底放弃；对于西方文化，陈独秀则提倡全盘输入。由于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同一群体以致同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相互矛盾的学说，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的根源，就在于价值判断之下“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西方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104]因此，对于文化所持的评判态度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在于“分析重建”，尽管这种判断过程中也包含了某种“分析重建”的因素，但总体而言没有贯彻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所以，在陈独秀的思想里，既然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在他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中是不好的，那么对其进一步作分析重建，就显得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尽管陈独秀认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并非一无可取之处，“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105]可见，在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中，主张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断然地抛弃，要其对之进行认真的剖析并进行合理取舍，就显得有点免其为难了。即便在陈独秀的晚年，在他论及孔子与中国的时候，尽管也肯定了孔子思想中不言神怪的进步一面，但对如何重建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仍然叙述不多，倒是用十分激烈的语言进一步批判了尊孔的思想。他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进步的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106]可见，陈独秀对孔子礼教的否定态度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