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陈独秀论证了科学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并表明了发扬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迷信的鲜明态度。“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55]在陈独秀眼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并非来自宗教迷信，而是来自科学的提倡和对人权的尊重，来自人的积极性的激发。因此，要推进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弘扬科学精神和尊重人的权利，必须打破对宗教和迷信的偶像崇拜。陈独秀大声疾呼：“破坏！破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和一！” [56]在打破了这种虚伪的偶像之后，陈独秀拥护的真理和信仰究竟为何呢？对此，他态度十分鲜明地指出，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要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既要民主又要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方国家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流血牺牲后，才赢来了民主与科学，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中国人也应该以不惜断头流血的精神，顶住一切政府的压迫和社会的攻击笑骂，和西方国家一道沐浴在新文明的阳光下。 [57]
当然，陈独秀除了希望以科学取代宗教迷信以外，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科学主义观点为武器，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试图建立起科学与人生观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58] 他还希望信奉实验主义的胡适，在作为科学主义盟友的基础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并成为一个更加彻底的科学信仰者。陈独秀强调：“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 [59]尽管陈独秀并未能说服胡适接受唯物史观，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一启蒙时代意义危机中的信仰之争，却有助于追求新思想、新信仰的中国人，认真思考西方社会中科学可以取代哲学和宗教的地位，却无法替代其价值功能，为人们提供生命终极意义的原因。
三、发动文学革命促进新思想传播
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道德、反对孔教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60]因此，他与胡适等发起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作为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工具，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更加深入的层次。李大钊1916年曾在其所著《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之赏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醒。”可以说，李大钊道出了文艺之于新文明产生的重要性。因此，以之为武器为建立一个维护民主与讲究科学的现代文明社会呐喊，就成为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新文艺还未能出现，社会上充斥的仍然是与时代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旧文艺，因而必须予以打破，用新文艺取而代之。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发起的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确实起到了晨钟醒梦的作用，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以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己任的新文学便迅速成长起来。
首先，陈独秀有力地论证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其一，他指出，旧文学的贵族气质使其高高在上、远离大众，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诗、古文、辞赋被封建文人视为文学的正宗，而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俚歌等则被斥之为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而为封建科举考试而设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等为考试内容，形式僵化、内容狭窄，窒息着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陈独秀认为：“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呻吟，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乎善写者乎？”显然，在陈独秀眼里，文学要发展、进步，就必须转移到关注生活、描写人间百态的轨道上来。否则，就只能掉入无病呻吟、僵化而难有进步的陷阱里去。对善写人情的小说《红楼梦》，即使是薄视小说的章太炎，也难以抹杀其成就。而善写人情，一方面本身就是文字的一大本领；另一方面对生活的描摹也充实了文学的内容，为人们喜闻乐见，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对这种文学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其二，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各自存在着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弊端，为其自身的发展，也到了该改革的时候。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认为这类文学对于社会现象并不关注，而在其极尽雕琢铺张之能事下形成的作品，也“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也！”而在文犹师古的风气下，打着文以载道的幌子，这类文学又刻意模古、尊古蔑今、咬文嚼字，虽长篇大论，说得摇头晃脑，在满纸之乎者也中，也不知到底在说什么。对于此等空洞无物的文学，庸碌作者的伎俩唯在仿古欺人，其作品中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即使著作等身，也对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帮助。针对文学存在的这一陋习，陈独秀指出了改革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理由。“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 [61]
其三，旧文学中充斥着大量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对之进行改革也势在必行。如陈独秀所言，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之于宇宙人生社会毫无所及，且“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乎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脚而敌孟贲也。” [62]在此，陈独秀指出了文学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联系，明确了要使政治改革彻底就必须进行文学革命的思想，使文学从只关注个人和传播封建的帝王、权贵、鬼怪、神仙思想的旧文学，变成转而关注社会、关注生活，成为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先导者的新文学。
其四，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宗教、伦理、文学等领域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变革，并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循着西方文明发展的径路，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旧文学无疑也必须加以改革。对此，陈独秀认为，经历了与中国王朝更替决然不同的彻底的革故鼎新运动的欧洲，实现了文明的极大繁荣，而推动这一繁荣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内进行了变革。因此，欧洲的繁荣也可以说是拜革命之赐，而欧洲近代的文明史亦可以称为是革命史。革命给欧洲造就了大批思想解放、勇于创新、雄健进取的国民，进而催生了欧洲庄严灿烂的文明，没有欧洲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没有欧洲发达的现代文明。反观国内，陈独秀指出：“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63]可见，在陈独秀的思想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革命的成败；而在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革命，则是开发文明的一大利器。如果说西方文明的大发展得益于革命开风气之先，扫清了文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那么，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也没有理由不发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革命，扫除旧思想的障碍，追求文明的大发展。当然，陈独秀由提倡文学革命而后到伦理革命，最后到政治革命的思想径路，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的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陈独秀还论证了进行文学革命、宣传新思想所应采取的具体方法。其一，陈独秀认为文学革命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使文学立基于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一方面，陈独秀是从“实验哲学”在欧洲兴起后给予社会和文学的推动作用，针对中国旧文学虚文、不重实际的陋习来说明文学应该遵从现实主义的。他指出：“自约翰密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64]显然，在陈独秀眼里，中欧之间一重虚一重实所带来的两种结果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在陈独秀看来，若不与现实生活结合，就不能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确，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一旦与鲜活的现实生活脱节，就将因缺乏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元素而失去生命力，这种毫无生气的文化所展现的只能是那些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陈腐思想。一旦文化被旧思想所主导，人的创造力所受的约束，社会发展所受的阻碍，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
另一方面，陈独秀还引欧洲文艺思想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演变，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根基应该落实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指出：“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尔，此盖影响于18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19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65]可见，在陈独秀看来，欧洲文学思想的演变，是与科学之兴和旧思想旧道德之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文学反映了这种变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并成为推动欧洲文明走向庄严灿烂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自身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陈独秀还认为，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取向，导致戏剧的重要性增加，而诗与小说则退居其次。个中原因，就在于戏剧能将现实生活比较完整地展现于剧场，使观众有一种对生活的临场感，对人生的感悟较散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而言更加直接、真切。因此，欧洲文学思想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定位，应该成为改造中国文学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