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实现斗争目标的根本保证。他指出，从前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斗争时，是掌了政权才真正打倒了封建，实现了斗争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必然要依靠掌握政权来达到自己斗争之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他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51]正如陈独秀所理解的那样，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国家政权，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没有国家权力机构的强制力作保证，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容易的。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才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新的生产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同样，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才会得以克服，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当家做主人。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的阐述，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在中国国情下只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有实现社会平等的可能，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除了依靠阶级斗争之外别无他法。这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中国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分析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哪一个方面，都必须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合适的条件。然而，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中国想要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却十分不易。在政治上，一方面有国内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地位，使中国的发展缺乏自主权；在经济上，则处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之下，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在文化上，还未彻底打破封建专制思想，适应大工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远未确立起来。陈独秀对上述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军阀的专制统治
辛亥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反，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尽管袁世凯的皇帝梦犹如一出闹剧草草收场，然而随后上台的北洋政府却成了各路军阀表演的舞台。军阀们在战场上血腥拼杀，成者王、败者寇，北洋政府也跟着走马灯似的换将，“城头”不断变换的大王旗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极度不稳，中国的发展也失去了最需要的稳定环境。与此同时，大小军阀们却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向国外帝国主义主子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则对国内民众实施专制主义统治，国内政治毫无民主可言。
军阀的为祸甚烈，陈独秀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指出，军阀的专制统治首先造成了中国政治的不稳定，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完全失去了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军阀的统治已成为中国一切政象纷乱的根源，而国内一些人企图建立的联省自治，将给军阀割据披上合法外衣，并导致中国更大的混乱。他指出：“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52]陈独秀所言非虚，在军阀刺刀下运行的政治毫无民主可言，军阀之间的连年征战，带给百姓的是无尽的战祸和惶恐不安的生活。在这种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保命尚且不及，哪有心思去经营百业、眷顾生产，国力民力的削弱就不可避免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环视四周的情况下，积贫积弱的中国若不尽早警醒，提升国力，离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1922年9月10日，《努力周报》发表了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胡适对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陈独秀则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予以反驳。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论，并非出于人民的要求，只是湖南、广东、云南等省军阀首领的想法，是一种军阀们为实现割据统治而抛出的、绝非建立在人民实际生活需要上面的错误言论。他认为军阀割据已经造成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建立在军阀割据欲望上面的联省论，不过是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而实行军阀割据罢了。假设“国内政治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53]陈独秀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联省自治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它不但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能有效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冲突，反将带来更大的混乱。联省自治不过是给了军阀们一个更加堂皇的割据理由罢了。
其次，陈独秀还揭示了军阀的穷凶极恶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陈独秀认为，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是帝政时期的余孽，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面前，他们是俯首听命的臣仆；在中国政府面前，他们却高高在上，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军阀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借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若揭的事实。陈独秀认为军阀的存在绝非偶然，有着其赖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为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与繁荣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基础之上的，它们从来不愿被压迫民族走向自强，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去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革民党；现在则仍然对地方军阀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援助陈炯明，上海的领事团极力接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三的欢迎会都禁止了，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也不许发行。
其二是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游民。陈独秀认为国内存在的大量无业游民为军阀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兵员。这些人素质极低，兵匪不分，且以兵为终身职业，依附于军阀而生存，因此能够昧着良心服从军阀的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恶不作。而军阀们养这些兵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们却可为军阀搜刮来自政府和人民的巨大财富。陈独秀认为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里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而中国日渐增多的无业游民，犹如给军阀势力提供了无限的活动资金。 [54] 历史的真实确如陈独秀分析的那样，专制军阀的存在，是因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正是在它们的扶持下，国内军阀之间才会为各自不同主子的利益而连年混战，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军阀间的连年混战，不但使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且使中国濒临亡国的边缘。因此，军阀制度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局限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受到的限制，除了国内的军阀统治以外，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也是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均操之于帝国主义之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严重政治打压与无情经济掠夺的中国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对此，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分别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陈独秀认为，就中国的政治情形而言，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中国仅仅在表面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只是一个半殖民地，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就像是中国的太上政府一样，操纵着中国政治上的一切重大举动。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北京政府的每一届总统及其内阁都必须依靠军阀才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屠杀，国会不曾提出抗议，外人要取消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 [55]事实确如陈独秀所言，在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国家有关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权力都无法操诸己手，形同虚设的本国政府犹如帝国主义势力的应声虫，唯其马首是瞻，根本做不了主。即便出台一些国家政策，也是为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军阀张目的，一方面代表不了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却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工人所采取的罢工等行动还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国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完全保护不了工人群众的合法权利，甚至连国内资产阶级的权利也不能加以有效保护。一个未拥有充分主权且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让陈独秀十分痛心。
对于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情形，陈独秀经过分析后认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已完全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手里。其主要标志首先表现为帝国主义通过强加于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夺走了作为主权标志和重要税源的关税征收权。在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下，中国政府根本不能自由支配关税。不经过外国人的同意，中国政府便不能更换税务司、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够与外货竞争。这使得国外商品因进口税低而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而中国货则要遇卡抽厘，反而不像外货那样容易推销，不能畅销于全国。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其次是中国如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工商业，并不是由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高价买进外国产品低价出售国内原料的贸易方式发展起来的。由于产品与原料之间存在着价格上较大的剪刀差，因此，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就越穷困。陈独秀在市场上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许多大公司里售卖的产品，国外货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比例。而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对商人而言，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方式虽然也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并可运用这些资本开发工业，然而却因为有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亦不敢投资工业。这种畸形的商业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是成正比的，这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掠夺中国的结果。
第三是缺乏金融自主权。中国的金融业被操纵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不多，即便有几个小银行，也都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可以随便操纵中国的金融业。由于中资小银行资本不雄厚、实力有限，因而本国货币的信誉也赶不上外国货币，异地就不能通用。在外币的信用等级高于中国货币的情况下，国人也信任外资银行，连军阀官僚们所搜刮的老百姓的脂膏，大半也存在外国银行里，导致外国银行中有不少中国人的资本，外资银行也因此实力大增。同时，外国银行还把中国人存入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这便成了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四是缺乏交通管理权。尽管中国的铁路尚未遍设周密，但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国人管理，便是抵押给了外国人。由于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人流和物流的通畅全要仰仗铁路运输，但铁路的主权在人，就让外人随时可以卡住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最厉害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