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个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科学总结，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他还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政策和策略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等。这些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党的建设理论。《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实现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上述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决议》指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由上可见，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系列理论成果，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第一次飞跃，新的实践必然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有新的提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薪火相传，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最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整体，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所有创新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之所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需求。正确认识时代的基本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正是以此为立论的基础，以这种时代眼光和世界历史眼光，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思路，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中国由此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可以说，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时代依据。迄今为止，虽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国际挑战也纷繁复杂，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加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的趋势没有变。对于中国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背景下所进行探索的理论成果。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虽然毛泽东本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由于受时代和实践的局限性，整体而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曲折的。同时，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建设也在徘徊中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改革之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回答前进中的问题。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理论需要总结归纳，实现整体的提升。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如何科学认识我国国情、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总之，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在上述实践背景下，逐渐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形态理论由此形成并逐步发展。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实现理论飞跃的丰富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肇于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在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经验主要来自于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的经验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贵探索。在宣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沿着社会主义之路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和经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面的历史经验。而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重后果，则从反面提供了历史教训。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深情回顾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正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继承、纠正、发展的三重关系。
第二个层面的经验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苏联的探索，而且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苏联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及建设思路的理解，并给以固化，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长期推行一种模式难免会带来弊端。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改进这一模式的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从根本上走出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束缚，改革收效甚微。事实证明，实践越是向前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积弊越深，直至发生了“东欧剧变”这样的政治大地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早在1985年8月28日，当时离“东欧剧变”的发生还有四五年的时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就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是一段有着重要意义的论述，既显示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洞察力，也表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至于“东欧剧变”的结局，更是时刻敲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面警钟。
第三个层面的经验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加快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第三次复出以后，很快就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的距离。他在1978年10月24日参观日产汽车工厂时发出的“我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的感慨，既反映了他对中国现代化任务艰巨性的认识，也暗示了他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决心。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之路之所以比较顺利，重视向国外学习，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学习，是一条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