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稳定、协调、统一是相对的，“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把改革发展稳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任何一方面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矛盾的侧面，都应放在与其对立方面的相互排斥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去认识，只看到矛盾的一方面而忽视矛盾的另一方面；只看到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视他们的相互依存的性质；只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作用而看不到此方对彼方的反作用，都是片面的、有害的。它往往造成实际工作中的顾此失彼，进而有碍于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正确处理。因此，使三个方面协调发展是改革的要求，也是邓小平娴熟运用辩证法的光辉体现。邓小平坚持把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改革推动了发展，发展又促进了改革。“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不会有今后的持续发展。因为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所以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尽力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实践证明，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正确处理了三者关系，所以，实现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改革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对待事物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邓小平将两点论与重点论应用与改革中，突出表现在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分析上：“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性应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在经济建设这样的“一个中心”之下，切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愈是搞市场经济，愈是改革开放，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对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的辩证法的娴熟运用还表现在全面改革和重点改革的关系上。首先是坚持重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动摇。邓小平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们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同时要坚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也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的论述所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对指导未来的改革进程有重要的启示。
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结合起来观察事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认识问题的普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点绝对化、孤立化，又要反对只见一点不及其余的思想倾向。忘记两点论，只有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就会犯主观片面性错误；两点不分主次、均衡看待，就会犯折中主义、均衡论的错误。
第四，改革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现原则性，理论的实践运用体现联系实际的灵活性。“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57年，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讲到邓小平的这一优点，这是对邓小平政治素质的高度评价。在改革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共同富裕，这是改革的原则性问题。在这一立场上，邓小平一贯态度鲜明、坚决。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朽和不公正现象。”“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上述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不难看出，在改革中，我们并没有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无视或抹杀姓社姓资的区别。我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鲜明体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原则的坚定性——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质。
在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原则下，“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邓小平在总结改革方式方法上又有高度灵活性，从理论到实践上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邓小平一直强调，哪种形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最大意义上的策略灵活性的体现。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实际上是重新调整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学习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改革辩证法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在改革中处理各种重大关系总是紧紧把握唯物辩证法，而反对形而上学，是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这对坚持和深化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核心就是辩证法。它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是20世纪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而且是新世纪在实践中继续拓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出发点。唯物辩证法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而在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并非所有的人都自觉运用辩证法。因此，当代中国应该大力弘扬，重视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正实质与内涵，从实践中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两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充分发挥唯物辩证法的威力。
另一方面，贯彻辩证法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能否用辩证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按辩证法办事，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辩证法，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革命、建设、改革都离不开辩证法。当前，我国面临着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这要求我们继续以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为指南，尊重生活和实践的辩证法，进一步深化改革。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为我们找到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选择离不开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拓展同样也离不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改革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是过去实践中形成改革理论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而且在今后的实践中，对坚持、丰富、创造性地开拓改革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可以说，邓小平改革辩证法思想是开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把钥匙。1895年3月恩格斯在致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说，邓小平改革理论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邓小平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我们应把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科学方法融会贯通，用于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