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中肯的态度，多么迫切的愿望，多么火热的心肠，多么恳切的言词呀！……孟子见齐宣王已经开窍，十分高兴，仿佛为父母者见子女在茁壮成长，为师长者见弟子又有新的创见，幻想着自己就要依靠齐宣王实现梦寐以求的仁政理想了，忙耐心地给他讲解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以及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没有固定的产业，稳定的经济基础，面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才能做得到。一般的人，普通之民，必定需要有了固定的产业，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一个人倘一贫如洗，他便无任何顾忌了，什么名誉、人格、操守、廉耻，全都是无所谓的事，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活命，什么都可干得出来。一般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既没有恒心，就没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为，或者是任意妄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儿郎当；或者走邪门；或者挥霍无度。因为，在无恒产的心理上，认为反正就这么点钱，花了再说，享受了再说。所以，没有钱的，反而舍得花钱，钱花惯了，虚荣心越来越强，总有一天钱不够用，于是心存侥幸，动起脑筋，作奸犯科，无所不为。等他们犯了罪以后，国君只晓得绳之以法，而不改善政策，使他们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孟子说：“这无异于布下罗网陷害民众。哪有仁人在位而陷害百姓的呢？……”
齐虽号称东方第一大国，以民富国强闻名天下，然而，从孟子的这段议论中不难看出，齐宣王并未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过上富足、安乐、和睦、幸福的生活，齐国只是表面繁荣而已，是一个所谓“浮华”的社会，并不是踏实的富强。
孟子的这段话虽是对齐宣王讲的，但战国当时，各国的情况无不如此，特别是那些大国、强国，所以，孟子的话是对整个时代讲的，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规律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国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乐的社会呢？孟子认为，先要使每一个人经济安定，每一个家庭经济富裕，然后达到社会的富裕，国家的富强。他说：“英明之君规定民众的产业，定要使其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养育妻子儿女，好年成得以丰衣足食，荒年饥岁也不致饿死，然后再诱导其走上正路，百姓便乐而从之了。然而今之齐国，所规定民之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育妻子儿女，好年成难免艰难困苦，灾年则难免死路一条。这样，人们全力活命尚不可得，哪里还有闲暇学习礼义呢？陛下欲行仁政，惟有着手于根本——每户给五亩之宅，令其栽桑养蚕，那么五十岁以上者，可以穿丝着帛，大力繁殖鸡豕狗彘之畜，令六畜兴旺，七十岁以上者可以食肉；每户授田百亩，百姓深耕细耨，不失其时，八口之家可无饥饿之苦；多办些学校，反复以孝悌之义教导青少年，令其养老敬长，路途上不会再见负载而行之斑白老人。老者个个穿帛食肉，一般人无冻馁之苦，天下百姓定然人人归服，欲王天下，又有何难！……”
孟子初见齐宣王的对话到此结束了，他对齐宣王，有时单刀直入，毫不客气，有时委婉譬喻，循循善诱，旨在给齐宣王以鼓励和信心，说明仁政是可为而至的，难怪齐宣王表示“吾虽不敏，请尝试之”。当然，孟子也因此对齐宣王寄予更大的希望了。
孟子并非未看到彼此间的思想分歧与距离，一个从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首先强调要照顾百姓的经济利益，使其衣食无缺，安居乐业，然后进一步推行礼义教化，改善社会风气，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其次则是大国之君，他的为政是为了实现“莅临中国而抚四夷”的个人大欲。但是，孟子从“性善论”的根本观念出发，希望包括国君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丧失了的“善性”再寻回来，因此，他一直奉行着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例如这次对齐宣王的谈话，一开始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心杀牛这一善念，然后敦促他将这一点扩而充之，推及至爱人、爱世上面，这就顺其所念而诱导，而不像一般的宗教和说教的理论，以辩是非善恶的方式，在可以与不可、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作强制性的说教，真正的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希望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即所谓“致君尧舜”，使其能够像尧舜那样实行仁政，造福于天下民众。
不管怎么说，这初次的接触与交谈，齐宣王对孟子的态度与梁惠王相比，总是胜强百倍，孟子似乎应该知足。这样比，当然应该知足，但与邹衍等人，所到之处无不尊宠比，则明显地可以看出，孟子所受的冷落是不公平的。这是时代的悲剧，人生的悲剧，也是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