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清楚地看到了梁惠王思想的进步，喜欢他这种坦诚的品格，笑道：“只要施仁政于民，方圆百里之小国，亦可王天下，更何况魏系大国呢？陛下广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使百姓不失农时地深耕细耨，闲暇时间，则以孝悌忠信之德教育青少年，使之入则事父兄，出则助长上。倘能如此，哪怕是手持棍棒，也足以抵敌秦、楚之坚甲利兵了……”
听了孟子的话，梁惠王疑惑不解地说：“寡人鲁钝，难解其中道理，恳望夫子明教！”
孟子解释说：“陛下请想，那秦、楚欲行霸道，无时不在征兵，征役，夺其民时，民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致使父母冻馁而死，兄弟妻子东逃西散。秦、楚之民既陷溺于痛苦的深渊之中，大王兴兵讨伐，有谁还会再与大王的仁义之师相抵抗，正所谓。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主张，对于刑罚的施为，应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非与王道相反，法治也是王道的治国之术，“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有刑罚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玉也”。孟子说“省刑罚”，并未说“去刑罚”，可见儒家提倡仁政，并不排斥法治。
薄税敛是减轻国家的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否则征敛太多太重，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野有饿殍的地步，则无从征敛矣。孟子认为，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
不夺农时地使民深耕细耨，改良耕作技术，不断地增加生产和收入，则是富民强国的根本。
“仁者无敌”，是孟子所坚信的政治信念，有人认为这太迂腐而不切实际，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现实中的种种艰难，何尝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易获得共鸣的，只是他知道得更清楚，倘若凡事只循着现实的需求去做，只投合一般人的想法，那么这个世界只会日趋野蛮，而人类的前途也就愈演愈暗淡了。因此，孟子并不是故意自命清高，而是在关心人类，关心文明之下，眼睛举世滔滔，便不自禁地产生对抗现实，坚持理想的勇气。
白圭名丹，乃梁惠王之心腹重臣。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家伙，他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遇到熟年，收取谷物，售出丝、漆，遇到荒年，便售出粮食，收进帛、絮，因而成为魏国的巨商大贾，其富赛过惠王。他自认为经商如伊尹、吕尚用谋，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并说他经商的要诀是“智勇仁强”四字。“智”就是权变，“勇”就是决断，“仁”就是要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就是要能守时机。他见梁惠王频频与孟子接触，生怕孟子夺宠，于是变着法欲将孟子挤走。孟子不是主张“薄税敛”，税率“十分抽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吗？一天，白圭故意来给孟子出难题，问道：“我欲行二十抽一之税率，岂不比先生那‘十分抽一’更有利于民吗？”
孟子知其来意，自然不会示弱，斥责道：“二十抽一，乃貉国之道也！倘有万室之国，只有一人制陶，这能行吗？”
白圭不解其意，老实地回答说：“不可，万室之国，一人制陶，必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谷不生，惟生稷糜。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外交往来致送飨宴之仪，亦无各种衙署官吏之费，故二十取一足矣。无君臣祭祀交际之礼，是去人伦；无衙署官吏，是无君子。如今之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何行得通呢？制陶者不足，尚无法为国，更何况无人伦、无君子呢？税率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轻，是大貉小貉也，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重，是大桀小桀也。”
白圭本欲来讨便宜，结果却讨了个没趣，悻悻而归。但他并不甘心，一日又以自己擅筑堤防的长处来向孟子炫耀，竟恬不知耻地说“丹之治水也逾于禹”。既“逾于禹”，你孟子自然不足挂齿。
孟子闻后冷冷一笑，这是轻蔑的笑，嗤之以鼻的笑，笑过之后说道：“先生错矣。禹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掘九河，注之于海，疏济、淮，导之于江，洪水得治，万民安居。今先生一治水，筑堤防，乃以邻为壑，何敢与神禹相比！……”
白圭又弄了个大红脸，尴尬得无地自容。
原来战国时各大国普遍建筑大规模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当时齐国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遭受的灾难就较严重，齐首先沿黄河离开二十五里地筑了一条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之水冲向赵、魏两国而去，于是赵、魏也照此筑堤，河水在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时来时去，所以孟子斥责白圭筑堤“以邻为壑”。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梁惠王有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主张，孟子的仁政学说有可能首先在魏国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