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的流动性也很大：在两个东部城市里，有大约三分之一到40％的低层次手工工人在他们的职业中流动到了更高的职位上。从范围广泛的多个城市中获得的短期抽样数据显示，有10％-20％的蓝领工人流动到了白领工作岗位上，这一比例比现在的水平还要高。在乡村地区，职位的流动性至少与城市一样高。十年期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犹他州有一半或者更多的农场工人在这十年中变成了农场主，另有大约15％的人成为了技术熟练的工匠。在威斯康星州的乡村，职位的流动性也基本如此：大多数农场工人或者小佃农在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农场主。这种向上的流动性在两代人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1890年，对蓝领工人们的儿子所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他们中有43％的人在白领岗位上工作。财富的转移也呈现出了相似的特点。在1860至1870年间，威斯康星州的农场主们的平均资产价值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即使在像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这样相对落后的城市，虽然当地的职业结构改变得很少，但仍然有48％的劳动者在1870年时拥有了资产；而在1860年，这个数字还只有11％。
虽然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那么低，以致于家庭主妇们不得不经常出门去做清洁工或者做些针线活来添补家计；但是，欧洲的旅游者却对于美国工人的富裕生活感到大为惊奇。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是虽然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但还是比他们的欧洲同行富裕。英国工人的肉食数量还不到美国工人的一半，而爱尔兰工人则几乎根本吃不起肉。而且，相当大一部分底层美国工人都是近年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年轻的单身，他们在衣服和娱乐方面的花费比例也更大一些；因此，他们给人以生活水平高的印象也确实是真的。但是，大规模的移民——1880年美国的人口是5000万，但光是8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就达520万——也在给入门级的工资水平持续施加着压力。（但是，一些移民群体中向上的流动性也非常高。波基普西的德国移民在职业阶梯中上升的速度就相当于本土工人的两倍多。）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不单是从收入的意义上来讲的。它还代表着一种说话、穿衣和行为的方式，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按照当时的解释，中产阶级是与非体力工作的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百货商场的一个职员比一个技术熟练工人挣的钱要少得多，但她却更容易被认为是一个中产阶级。百货商场也努力维护这样的形象，并且下大力气对员工进行培训以改善她们的言谈举止——他们希望让女士来为女士服务。在早期，女性售货员都称为“商场女郎”，听起来华丽而俗气。大多数商场很快改称为“女售货员”；而到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售货员们自己坚持使用“售货女士”这一称呼。对一个移民美国的爱尔兰女孩来说，能到沃纳梅克的百货商场里当一名售货员就意味着被授予了很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有那些最好的、最漂亮的女孩才能有这样的好机会。她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在圣诞节前的大采购期间，每天上16个小时的班是普遍的标准。但是劳工历史学家们抱怨说，售货员这个工作是一个“死胡同”工作，这种看法好像是错误的。那些女孩子们很高兴能够从工厂或者家务中解脱出来，而商场的环境又是那么令人激动。
女售货员的低工资是个例外；大多数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都高得惊人——迈向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经济上要经历一大步，那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非体力劳动者。1887年，《哈珀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有关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及其家庭的文章，这个工人在布鲁克林有一所舒适的、带花园的房子。父亲是一个木匠，平均每年能挣900美元，这接近于一个木匠能够期望的最高水平。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儿子住在家里，而且都有工作。女儿们在一个草帽厂上班，每人每年能拿回家712美元（她们不愿意告诉朋友她们是工厂女工）；但是那个儿子是一个批发公司的职员，每年能挣1092美元——总之，按照沃尔特？惠特曼每年1000美元的标准，他是他们家唯一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人。
1880年，虽然白领工作只占到总工作岗位的7％，但是这些岗位明显是未来的潮流。从1870年到1880年，办公室里职员和抄写员的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薄记员和会计的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保险公司职员的数量也增加了一倍，银行和铁路办公室人员的数量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商业推销员的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神职人员基本上全是男性。因为入门工资经常非常低，所以加薪的速度会非常快。年轻时的洛克菲勒并不打算当一辈子助理会计，但那却是一个学习商业知识的极佳的途径。爱德华？泰勒是与洛克菲勒同时代的人，虽然也有足够的野心，但却没有成为一个大亨。他离开学校后到纽约的一个干货进口商那里当了一个职员，但是却抱怨工资太低——每年只有50美元。21岁的时候，他每年能挣到450美元；第二年，他跳槽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年薪1000美元；之后又成为了一名年薪1200美元的旅行推销员；25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就他而言，“学徒商人”是一个比“职员”更恰当的工作职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