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杰伊？古尔德，这些在19世纪后半叶占据支配地位的大亨们，都出现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关键的转型期——从工匠式生产转变为大工业生产的形式。他们三个人都来自普通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都极具才智，并且有机敏的商业头脑；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无限野心和破坏的本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进步称为“创造性的破坏。”这三个人就好像是移动的旋风：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他们推动了支撑现代工业国家发展的所有支柱性产业的发展——钢铁、石油、铁路、煤炭和电报——不断地把它们推向更大的规模和更低的成本，不断地向普通商人愿意停下来享受成功的“安乐窝”发起攻击。
低成本的全国性分销和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消费文化，并生产出了大量“足够好”的产品；对于世界上第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来说，这些产品虽然还没有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但也摆满了美国的家庭。19世纪后半叶，物价一直在稳步下降，但这并不主要是货币调整的结果，而是大多数商品实实在在地变得更加便宜了，就像我们今天计算机的价格令人惊讶地大幅下降一样。1904年，《科学的美国人》记述了钢制的钓鱼竿是如何取代各种老式的竹子钓鱼竿的。这些钢制的钓鱼竿更轻、更结实耐用、更容易称重、感觉也更灵敏——而且，它们是由工厂而不是由工匠们生产出来的，所以普通人都能够买得起。
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关系最亲密的“堂兄弟”英国，都较晚才认识到美国这次迅猛增长的惊人规模和范围。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是它自己的制造业的一个贪婪的消费者；就出口市场而言，大部分的食品和石油都是由美国生产的。美国经济的巨大力量让世界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的风暴，一种“巨大而不可预知的咆哮”；而且，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它就可能把热风或者寒潮吹遍全世界。伦敦人总是对华尔街周期性发生的危机冷嘲热讽。当1907年的危机袭来的时候，《经济学家》杂志无聊地评论说：“期待已久的纽约的崩溃，现在最终发生了。”虽然英国的经济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或者说美国的经济也没什么问题，但在英国人看来，紧缩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英格兰银行几乎把它的银行利率上调为原来的四倍，达了具有惩罚性的7.5％的水平。这“对伦敦人来说都是非常猛烈、原始而且让人烦恼的。”
然而，那些感觉敏锐的金融家明白危机之后的“力场”是如何分布的。1904年，巴林银行的一个名叫加斯帕德？法里亚的资深合伙人的评论让他的同事们极为吃惊，他说：“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但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担心这一天会来得太快。”除了对国内金融市场加以规范以外，皮尔蓬？摩根另外还扮演着一些伟大的角色，其中之一是在欧洲更加固定的金融体系和美国经常是混乱无序的体系之间居中协调。
同样，虽然美国在参与全球事务时还有些犹豫不决，但这也已经让其他国家感到了愤怒和担心。直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才把它们驻美国的机构升级为全权大使级别。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突然爆发的战争，更大的原因好像是由于美国报业巨头的大肆宣扬，而不是出于政策的考虑。1900年，约翰？海[14]要求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其意图让其他的政治家感到疑惑不解。然而，英国却小心地退却以避免与美国在拉丁美洲发生潜在的冲突——挑衅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巨人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欧洲的精英们对美国的生硬、俗丽和不成熟的特点感触颇深。亨利？詹姆斯[15]的作品深入挖掘了欧洲和美国之间交叉点的细微之处。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金碗》（1904年）中，主人公是一位年轻漂亮而又多才多艺的美国妇女，名叫夏洛特；她曾经生活在英国社会的边缘，后来嫁给一位到欧洲旅行并寻找收藏品的美国丧偶大亨。夏洛特的一位年长的女友在想像她要回到美国时非常担心，因为她的命运被敏感地起名为“美国城市”：我看到数英里宽的海洋和大得可怕的国家，一个州连着另一个州——我从没想到会有那么大或者那么可怕。最后我看到了他们，一天天地，一步步地，在最远处——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回来。”
詹姆斯是一个移居国外的伦敦人，他在小说中并没有详细描述夏洛特的未来，对美国城市也只做了简单的描述，因为他的读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知道它是可怕的。但他笔下的大亨亚当？韦尔弗至今仍是小说中最令人敬畏的人物：手握大权，安静而自信，长有一只能分辨感情上的细微差别的耳朵和一只能辨认大马士革瓦片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