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翁文灏和张子高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观他的学力……
【评析】
作为胡适学生的吴晗，由于才智过人，很为胡适所赏识。当时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而青年吴晗把胡适的治学之道奉为楷模，时常写信向胡适讨教，如此这般，两人间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去北京大学就任文学院院长，吴晗也由上海去北京考上了清华大学。但他手头拮据，学费无着。胡适惜才及人，便向当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了这封推荐信，请他们对吴晗予以关照。
致吴晗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张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1）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之中的碑传，亦须用此法。
（2）满洲末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孟心史现在北大。）
（3）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4）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5）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外行。
以上匆匆答复定不满意。
胡适廿，九，十二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评析】
青年吴晗能进入清华，获得工读生的机会，得力于胡适在前封书信中向翁文灏、张子高的鼎力推荐。获得工读生的位置后，吴晗每月可得大洋25元，用于生活和交学费已绰绰有余。在治学方向上，吴晗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的这封信，某种意义上帮吴晗选定了治学目标。可见青年人在求知求学之际，能得到功力深厚者的指点，实属一大幸事。
信中提到的蒋，是指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张，是指其时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子高。
胡适此信之首称之“春晗”，是吴晗当时使用的名字，即吴春晗。
胡适小传
胡适（1891—1962），汉族，字适之，安徽绩溪（今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胡适与吴晗
吴晗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颇受瞩目的知识分子，他从学者而为政治人物的生命历程，对探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具有相当的代表意义。他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的学术成就，也颇为可观。回顾吴晗学术历程的开展，可以看见，在这段历程的初期，他与胡适的一段师生因缘起了很大的作用。
沉默的吴晗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史绍宾”的文章，文章公布了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的通信，并将这些信视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胡适在那时的声名，早因思想批判运动的推展而不堪，这些信乃如“确凿罪证”，从此，吴晗开始了被拉下马来遭受批判的命运。
早在11年前的1955年，正是“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吴晗，却不曾向胡适发动“文字战争”，发表批判文章，所以曾被批评不与胡适思想“划清界限”。
原名吴春晗的吴晗，本来是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学生，他也正是以学生身份写信给胡适问学求知，而与胡适开始结缘的。他修过胡适在中国公学开的大班课程“中国文化史”，1930年3月19日，他首度写信给胡适，向他请教关于研究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尔后，对于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成果，吴晗也主动提供了一些补充资料。1931年，在吴晗撰写《胡应麟年谱》时，吴晗求教胡适更加频繁，二人联系也更加密切了。靠着自己的学术表现，吴晗得到了胡适的青睐，在生活与学习上，也开始受到胡适的照拂与提携。
人生新途的“引路人”
青年吴晗的生命道路，跟随着胡适而开展变易。当胡适离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位，在1930年11月28日回任北大教职后，吴晗也跟着北上，打算转学到北平去继续念大学。几经波折，吴晗考取了清华，但因经济窘迫，就读成为问题。
吴晗经济上的困窘早就引起胡适的注意。有回两人见面时，胡适就问吴晗是否要用钱，还当场掏钱包打算拿钱给他，吴晗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但是，对于怎么解决就读清华后的经济问题，胡适的好意安排，吴晗就无法拒绝了。胡适为了帮助他，特别写信给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请他们给吴晗一个工读的机会，让他得以顺利入学。吴晗入学后，胡适仍对经济困窘的吴晗不时伸出援手，像借给吴晗40元，作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可以说，胡适确实是吴晗开展生命新途的“引路人”。
学术旅程的“天际明星”
在清华大学展开新生活的吴晗，学术研究道路的开展也同胡适的指引密切相关。吴晗本来想研究秦汉史，进入清华大学之后，担任清华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却希望他治明史。胡适赞同蒋廷黻的看法，他告诉吴晗：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做……胡适还告诉吴晗治明史的基本态度：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