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满天春气，老树生花，假使他今天还健在，我准知道他还会写出许多好文章，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我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我们大家面前说过，他和老舍，振铎，王统照四个人，都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来都比我大两岁。我现在还活了下来！我本来就远远、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一想起他们，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须尽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还能够做的一切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郑振铎与王任叔
郑振铎与王任叔是在编辑《文学旬刊》时认识的，他可称得上是王任叔的启蒙导师和挚友。
王任叔（1901—1972），常用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萌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起他立志献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写了一篇评论作家徐玉诺诗作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给上海的《文学旬刊》。当时主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读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赞赏，立即就签发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三十七期上。并且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四十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更加深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无私抢救国宝
抗战爆发后，日寇不仅夺我国土，烧杀抢掠，而且还毁灭我文化财富。商务印书馆就遭到野蛮轰炸，郑振铎寄在开明书店的藏书也遭受重大损失。更令他心焦的是，这时江南民间藏书大量流散，部分精品善本很可能被敌伪及美国人买走。他认为如果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于是他先是用自己的积蓄购书；不久钱用完了，就再向朋友借，或向书贾欠账；有时候还把自己的不太重要的藏书拿出去卖，然后再用这钱来还账，他自己戏称为挖肉补疮。
这样几个月下来，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钱还是远远不够，其妻却已多次向他严重抗议了，而市面上流散出来的珍本有增无减，特别是他还打听到有好几家著名的私人藏书楼都将有整批的善本要抛售。问题非常严重！他意识到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扭转不了这一危急情势的。这时，他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原来，先是在1938年5月，他在书市发现了一部绝对是国宝级的海内孤本《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可是他又绝对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购下，眼看它可能流失海外，情急之下他给北京图书馆、国家教育部等处写信打电报，希望他们设法抢救，结果是由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拍板购下的。这时，他又想到了向政府当局求援。1939年底，他联合了上海几位有名望的爱国老学者张元济、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数次联合向重庆当局发去紧急电报和长信，要求以国家的力量抢救江南文献。这些信、电都是由他起草的。
他们的慷慨陈辞和详尽分析，打动了有关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陈立夫、朱家骅的支持下，决定从中英庚款中拨出巨款，请他们在沪秘密抢救珍本图书，书归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于是，郑振铎与这几位老先生秘密组织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会名也是他取的，他还亲自起草了该会的办事细则十条。从此，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活动，就在他主持下开始秘密进行。
如今，在宝岛台湾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一些珍贵的当年来往秘信，可以看出郑先生当年经手大笔巨款，而他自己非但分文不取，反而垫出不少活动经费。如1941年1月20日，徐森玉在上海致信重庆蒋复璁，提到郑振铎等人网罗遗佚，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瑕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重庆方面大为感动，主动向郑先生提出应该支付一点劳务费，郑先生即去信谢绝，说：“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近年彼岸人士披露这些信时，均肃然起敬，赞为高风亮节！
郑振铎作品精选
宴之趣
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并不怎么冷，雨点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已，灰色云是弥漫着；火炉的火是熄下了，在这样的秋天似的天气中，生了火炉未免是过于燠暖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出外“应酬”去了。独自在这样的房里坐着，读书的兴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报翻着，翻着，看看它的广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吧。于是独自的上了电车，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戏院中，乐队悠扬的奏着乐，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恋着，失望着，决斗着，那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写了又写，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官僚、每一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榭，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但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撤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过，或说是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干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