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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曹聚仁情书(1)

致邓珂云

云:

生病的事,一人一人不同,不独健康的人不明白,即别的病人也不会明白的。倒是鲁迅所说的“病乏”了,近于真实。“病乏”就是灯油慢慢烧干来的景象,用电灯的人,当然体会不得的。前晚失眠,昨晚失眠到午夜二时,忽又沉睡去,今晨九时才醒,午后又甜睡去一小时半,这才有生趣。

这二年,我还生了一样病:先是八个月的过敏症,后来转为香港脚兼烂脚背,后来又好了,转为一屁股的癖,越来越大,几及背部。又痒又痛,天热更难当。用了许多种药,都没结果。十天前,一家药房朋友介绍了一种德国药,一抹却十分好,这几天,差不多好了九成。可是,又有点发过敏性了。人一老了,好似机器老了,发动不了了。

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语,我今天就是这样。早十年的话,我真会跟雷女走这一段路,一则有伴,二则我可以把西南、西北人文地理了解一番,好好写一部旅行记出来。今天,只好在木栏里睡了再说。在我真是万事莫如睡觉好了。

平儿何日回北京?闲儿不去了吧?

祝你们好!

外婆福安!

十一月廿七日

我的工作情况,该和孩子们说说的。

又及

(注:此信写于1966年,当时曹聚仁正同大女儿曹雷——即信中的“雷女”,在大陆参观游览。“平儿”是其长子曹景仲的小名,他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闲儿”指其次子曹景行。)

曹聚仁小传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

1915年考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

1921年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1922年,他笔录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后对章太炎扼杀白话文的论调,撰文做了批评。又编著《国故学大纲》上册,批判胡适派的学术主张,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23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路矿学院、暨南、复旦、持志、光华、大夏、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授。1932年创办《涛声》周刊,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不久被查禁。1934年在上海与陈望道等提倡“大众语”运动,针对当时文坛读经复古运动开展斗争。同年与陈望道等合编《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编委,1935年,主编《芒种》,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鲁迅主动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成为抗日救国会11名委员之一,并为《申报·自由谈》、《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

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持笔从戎,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上海沦陷后,曹聚仁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来往大江南北,报道抗战战况。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1941年,在江西赣南的蒋经国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抗战胜利后,曹聚仁回上海,任四川路《前线日报》主笔,兼香港《星岛日报》驻京沪特约记者。1947年期间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夏等校任教。

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写作,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还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在此期间,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被选中的就是曹聚仁。他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的意见。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聚仁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怡养之地。遗憾的是大陆文革爆发,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赞扬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

名人故事

战地记者

曹聚仁有多重身份:教师、学者、记者、社会活动家。1937年夏,曹聚仁走出书斋,投入抗战洪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曹聚仁的记者生涯是从采访淞沪会战开始的,他如鱼得水,发了许多独家报道,在业界令人刮目相看,声誉鹊起。而对台儿庄大捷的率先报道及随后的全景式报道,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

1.淞沪抗战的独家报道

抗战前夕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对曹聚仁震动很大,使他作出决定:走出书斋,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1937年夏天,正当曹聚仁在考虑走出书斋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机会来了——此时,他在暨南大学的学生陈希文从广州来上海接洽出版《星粤日报》之事,并采购印刷器材、物色招聘编务人员。这样,曹聚仁便不费力气地在《星粤日报》谋得记者一职,在京沪一带从事采访工作。曹聚仁对记者这个职业既很合适,又很满意:一是他有长期为报刊撰稿的经历,又有大学教授的学识,可以很快入门;二是记者要跑来跑去,特别是战地记者,要到前线采访,是他实现投入抗战洪流壮志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