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君箴
箴：
今晨由兰州动身，以每小时走四十公里的速度，十一时许到了永登。在那里吃午饭。一过永登即登乌鞘岭。岭下还是桃李盛开，一到岭上，则甚为荒凉，草木甚少，有古长城蜿蜒西去。大雪纷飞，遍山皆白，实是奇景！在那里，有天祝藏族自治县。岭高三千公尺，公路很好，上去毫不吃力，下去也不大觉得，仅两耳有些作痛耳（正像刚从飞机上走出来）。下午四时许，到了武威，就在这里住下。天色还早，太阳很大，没想到山上却是在飞雪。休息了一会，即到孔庙去看古特，以西夏文碑为最重要。又上钟楼，看大云寺的古钟，图案甚怪，当是甚古之物。相传是南北朝代的，恐未必可靠。这里有藏经不少，佛画亦佳。惟天梯山石窟未能一去，殊为憾事耳。明天一早，要向山丹、张掖出发了。明夜，住在张掖。你们身体都好么？甚念！今夜住在县人民委员会里，寂静之极。
祝
快乐！
铎启
五月一日，在武威
郑振铎小传
郑振铎（1898—1958），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
名人故事
浓浓乡土情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慷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说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我们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曾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郑振铎作品精选
黄昏的观前街
我刚从某一个大都市归来。那一个大都市，说得漂亮些，是乡村的气息较多于城市的。它比城市多了些乡野的荒凉况味，比乡村却又少了些质朴自然的风趣。疏疏的几簇住宅，到处是绿油油的菜圃，是蓬蒿没膝的废园，是池塘半绕的空场，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砾堆。晚间更是凄凉。太阳刚刚西下，街上的行人便已“寥若晨星”。在街灯如豆的黄光之下，踽踽的独行着，瘦影显得更长了，足音也格外的寂寥。远处野犬，如豹的狂吠着。黑衣的警察，幽灵似的扶枪立着。在前面的重要区域里，仿佛有“站住！”“口号！”的呼叱声。我假如是喜欢都市生活的话，我真不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我假如是喜欢乡间生活的话，我也不会喜欢到这个所在。我的天！还是趁早走了吧。（不仅是“浩然”，简直是“凛然有归志”了！）归程经过苏州，想要下去，终于因为舍不得抛弃了车票上的未用尽的一段路资，蹉跎的被火车带过去了，归后不到三天，长个子的樊与矮而美髯的孙，却又拖了我逛苏州去。早知道有这一趟走，还不中途而下，来得便利么？
我的太太是最厌恶苏州的，她说舒舒服服的坐在车上，走不了几步，却又要下车过桥了。我也未见得十分喜欢苏州；一来是，走了几趟都买不到什么好书，二来是，住在阊门外，太像上海，而又没有上海的繁华。但这一次，我因为要换换花样，却拖他们住到城里去。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远不曾领略到的苏州景色。
我们跑了几家书铺，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下来了，樊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吃饭吧。”饭馆里是那末样的拥挤，走了两三家，才得到了一张空桌。街上已上了灯。楼窗的外面，行人也是那末样的拥挤。没有一盏灯光不照到几堆子人的，影子也不落在地上，而落在人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某一个大城市的荒凉情景，说道，“这才可算是一个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