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向继东兄之约,从历年作文中选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为集名,就叫《大托铺的笑话》。
大托铺是长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话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题诗的陈年旧事,想不到却触犯了一位公余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级”。他怒气冲冲地批判我道:“自己划过右派,对待传统的古典诗词,却轻视,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级”是读书时的老熟人,不过云泥暌隔,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岳麓书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耻下问,来问他们几个搞的一本旧体诗能否由岳麓印行。我一时忘了“级别”,仍以从前开玩笑的口气答云:“可惜岳麓只能印古人的诗、死人的诗。”话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声,我自知唐突,但驷不及舌,亦属无法。
《大托铺的笑话》是在十年之后写的,此时建国前“参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离休,我早就不记得这回事了,他好像也已转移兴趣,开始去研究“西方来的马克思”。谁知他在《文汇报》上读到这则笑话,仍怒从心起,要来批判。批判文章《文汇报》不登,又寄《同舟共进》;《同舟共进》又不登,便面交湖南某报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从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级,将其批给了编副刊的向继东,并有“钟叔河的文章确令人气愤”等语,意思是必须予以批判。下面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发表的《先行者并不孤独》中一段话,作为第三方的叙述: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他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我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其实我当时还讲了这样几句:“我不仅不反对你们发,而且很赞成你们发。马克吐温不是说过,若是觉得谁的文章荒谬不通,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发表出来,广为传播么?”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这个比“大托铺的笑语”还好笑的笑话不写出来让大家都笑一笑,实在可惜。好在向兄两度“作为编辑”,当可证明这笑话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就是我原来不“反批评”现在却来旧事重提的缘故了。
甲午正月初八日,钟叔河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