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民国历史呢？”我回答说：“可能与我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说。
第一是为了解惑。
我的父亲叫智力展，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成为阎锡山的一名高级干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出生于山西太原，当时父亲是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后来又当选为国大代表。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大家》专栏采访过的著名考古学家张颔，曾经是市分会的宣传干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成为统战对象，被安排在山西省政协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学会了诚实做人，努力做事，热爱劳动，相互尊重。因此，父亲在我心目中是近于完美的人。
但是在我早年接受的教育中，民国是一个暗无天日、群魔乱舞的人间地狱。因此，如何处理妖魔化的民国与父亲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成了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另外，在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中，还有许多民国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担任过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冀贡泉（冀朝铸之父）先生，有在冯玉祥的部属支应麟将军，还有被称为阎锡山理论家的李冠洋伯伯及其夫人、山西妇女界的领袖刘慕贞阿姨。在日常相处中，他们始终给我一种和蔼可亲、如沐春风的感觉。因此我实在是无法把他们与那个可怕的民国联系起来。
总之，如何解除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给我带来的困惑，就成了我研究民国的原始动机。
第二是为了求知。
我在家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都上了大学，因此在我的心目中除了读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时，我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考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那一年的高考“政审”特别严格。在这种形势下，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政审”，被大学拒之门外。
无奈之下，我只好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准备锻炼两年以后再考大学。没想到当我在一九六六年又一次报名参加高考时，正好遇上“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废除。这样一来，便彻底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经过七年炼狱般的插队生活，我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返回太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这件事与当时在小学里出现的教师荒有关。当时父亲曾经问我：“你插队以前不是说不想当小学老师吗？”我回答说：“我今天能当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还可能当大学老师！”
这话看似狂妄，却蕴含了我的判断。自从一九六六年废除高考制度以来，大学已经有五年没招生了。因此教师荒不仅会在小学出现，还会很快漫延到中学和大学，从而为我提供当中学和大学老师的机会。
基于这一判断，我觉得只要刻苦读书，奋发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何况《三字经》里不是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吗？当时我才二十五岁，应该还有机会。
接下来就是应该读什么书，向哪个方向努力的问题了。小时候我的理想是科学家，但是要想自学理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经过反复思考和审时度势，我终于被逼上梁山，决定弃理学文。
学习文科的大方向确定以后，我仍然不知从何处入手。记得当时除了能够读点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外，我手头只有两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和一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这就是当年求知的全部“家当”。
第三是为了自己。
说实话，我担任小学老师时一直没有找到感觉，所以总觉得自己在误人子弟。混了三年以后，我以父亲去世、母亲需要照顾为由，调到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任教。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突然垮台，使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让我隐约看到一点希望。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超过报考年龄。第二年研究生开始招生，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了名。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山西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经过短时间准备，我充满自信地上了考场。之所以充满自信，是因为我觉得就太原乃至山西而言，那些年能够潜心进修者没有几个。
经过初试，我以微弱优势进入复试。该专业招五名研究生，我的复试成绩排名第四，本应录取，但因为我没有找门路、托关系，所以被导师拒之门外。过去我总觉得学界要比官场干净，但是这一次却让我有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受。
后来全国社科系统招科研人员时我又报名参加了，最终也是因为疏于请托而功亏一篑。在那些年的考试中，尽管我屡试屡败失去许多机会，但是却觉得于心无愧。因为我认定凡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者，不仅是对自己人格的玷污，也是对个人能力的否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通过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我不仅增长了知识，认识了社会，而且还尽可能地完善了自己。
第四是为了兴趣。
一九八六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回首往事，从小学老师起步，最终成为一名学者，我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
进入社科院以后，我曾参加过两个集体课题。参加课题有几个好处：第一，它可以迅速增加个人科研成果，为日后评职称提供充足的依据。第二，根据课题任务，参加者可以分到一笔课题经费。这实际上是工资以外的额外报酬。第三，通过课题的运作，可以以学术的名义完成权钱交易。
但是我在参加集体课题的过程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它既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又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决定宁肯不要那些好处，也不干这种傻事。
与此同时，我发现所谓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当代八股；所谓学术评奖，也失去了公开、公平、公正等特性。为此，我给自己定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与评奖”的“三项基本原则”，又称“三不主义”。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经不起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诱惑，许多学者纷纷下海经商，这说明他们进入学界纯属一种误会，其兴趣并不在于学问。当时我想，假如山西社科院只剩下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我。
就在这时，我在单位分到一套宿舍，所以有机会常进图书馆闲逛。我们图书馆藏有大批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印的民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通过翻阅这些材料，我发现所谓民国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不仅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二，那个时代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却涌现出无数大师级人物。这说明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第三，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军队是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党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会是开放的……
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许多许多。
为了与大家分享这些发现，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把自己看到的零星材料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全国各地以至港台报刊上。
在我看来，学术随笔至少有两大特征：一是言必有据，二是生动活泼。只是由于报刊的版面有限，读者又是普通民众，所以尽管我始终坚持无一字无出处的学术传统，但是引文的出处仍然无法保留。这是需要向读者交代和道歉的一个问题。
承广东人民出版社厚爱，我把近年来关于民国教育的文章整理出来，取名为《教育在民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民国真相，二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点借鉴。
广东人民出版社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我与几位朋友的对话《思想操练》，就是由该社出版的。这本书在思想界影响很大，至今还有不少人提及，所以我对这次合作信心很大。
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总策划向继东先生函电不断，副社长肖风华先生还偕继东兄专程来京督促，给我莫大鼓励，在此特致谢意。
最后想说的是，这些年我能够笔耕不断并有点收获，多亏贤内助周家骢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过去我一直不好意思表达对她的感谢，这一次应该破例。
智效民
二〇一四年三月上旬于北京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