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有识者得悉“道”之理后，勤勉行政、身体力行；普通人听了似懂非懂，半信半疑，不知如何是好，终究无所得；无知的人听了觉得难以置信，大加嘲笑。如果“道”不能让这种人听了觉得可笑，那也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道”了。
有学者把人类社会横向分为三个层次，即上、中、下，其中上层大约占整体的3%，中层大约占17%，下层大约占80%。当然谁都不想成为那80%的下层社会的人，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是处于这个层面中的。这不仅是指物质生活水平，也是指思想意识层次。
宣扬成功学的人们会主张，一个人若想成功，就要先向成功的人学习，然后和成功的人合作，这样才能从已经成功的人身上学到他们成功的因素，并找到使自己成功的方法。同样的，若是想成为上士，那么就要掌握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是有着什么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事业观。如果你有着成功者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再加上能够坚持不懈，那么你前面的终点就只有一个：成功。如果不具备这种心态，即使拥有再多的物质，也不能算是上士，看看那些“富不过三代”的显赫之家，就是因为子孙没有先祖创业时的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所以即使有了财富也守不住。所以才有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
如果觉得这些道理好像有些用处，自己也想要成功，可是又觉得不容易做到，对前途感到渺茫，也许付出了什么也得不到，还不如再等等看，看别人照着这方法做会怎么样，等他成功了我再跟着做，要是他不行，那我就笑他不知道观火候……如果是抱着这种观念做事，那就属于“闻道”后“若存若亡”的人，是中士。或许可以触及到成功，但也有可能是失败，这就要看最终的选择如何了。如果只是存有观望的态度，而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那就是在选择失败。
而下士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那是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道理的人，如果有人跟他说：“你现在穷，是因为你的观念造成的。”他或者听不懂，或者要“大笑之”以示不信。这只是举个例子，不是针对那些现在没钱的人，不论是否有钱、是否有权或者是否有名，将来的走向都是被你的意识所牵制的，如果你只有下士的心态，那又怎么可能利用现有的物质基础发挥上士的优势呢？即使因为一时的运气，或是先人的积累，而获得了一些机遇，但这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没有上士的心态却想成为上士的人，难免要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有可能在物质欲望膨胀起来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偷盗、抢劫、绑架、贩毒、贿赂……事实上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意识去支配自己的行为。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翁要出门远行，临走之前把三个仆人叫到面前，给他们每人100个金币，对他们说：“你们拿着这些钱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三年之后，富翁回来了，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您交给我的100个金币，我已经用它赚了10倍。”富翁很高兴，就把这些钱都奖励给他。
第二个仆人说：“主人，您交给我的100个金币，我用它赚了5倍。”富翁也很高兴，照样奖励了他。
第三个仆人说：“主人，您交给我的100个金币，我害怕丢失，又怕做生意赔本，所以一直埋在地底下。”
富翁很生气，命令将那100个金币也奖励给第一个仆人，并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这其实就是基于心态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付出得越多就会得到的越多，而害怕损失不敢付出的就会连现在所拥有的都会失去。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守住一直不失去的，这是事物运行的必然。想要一直拥有，就得一直付出，像流水一样，有进有出，水才是活的，才是丰盈的，若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那水要么会溢出来，要么就会干涸。人生也是一样。
老子虽然提倡清静无为，要顺其自然，而不给自己的天性妄加些没有用处的东西，但是这不是说让人不思进取，碌碌无为。要顺其自然，就要吐故纳新，要新陈代谢，所以这种清静无为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如果一个人只是想平庸地过一生，可是又不能让自己心静如水，对着各种物欲的诱惑心动不已，那么这种生活就是痛苦的、不幸的，更是与老子所说的那种顺其自然的生活搭不上边。有时候规矩太多并不是件好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政令愈繁琐，人民愈贫困；社会上以暴力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愈多，国家也就愈是难以治理；人们的技能愈是巧妙高明，反常的东西也就日益增多；法律愈是严苛，盗贼反而愈是难以遏阻。
多忌讳，往往是那些心理脆弱不堪一击的人忌讳多，而无所顾忌的人心理健康，自然不需要什么忌讳。而忌讳多的人往往一旦被触犯，就会怒不可遏，做出些失常的举动来。如果是天下多忌讳，也就是国家的法令繁琐严苛，那人民不知道自己哪里一不小心就会触犯了法令，做起事来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求自保，自然也就宁可少做少错，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了。那么“民弥贫”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这段话说来就像是在专为今日欧美社会所言一样。文明愈是先进，物质基础愈是丰厚，利器、智能、法令愈是增多，祸患反而愈深了。这是因为人们的自身修养并没有像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样发展起来，当人心不能够顺其自然、清静平正时，面对种种利器、智能、法令，自然也就容易盗贼奸伪迭起了。
美国的富裕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象征，有许多国家的平民会想要移民到美国去，认为那里有着许多机会和发展的空间。不错，美国有着丰富的物质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又是罪犯的天堂。在那里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也不一定就会被绳之以法，因为律师会尽可能地寻找法律的漏洞来为之开脱，例如有的律师会教酒后驾驶的人在被警察拦下来以后，当着警察的面喝酒，这样警察就没有证据证明他体内的酒精是在被拦下来之前就存在的了，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告他酒后驾驶。而枪支的普及更是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为枪支买卖携带的随意，使得美国不断出现各种枪击事件，甚至是发生在校园里。
虽然说种种犯罪行为的增多，或许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犯罪行为的增多，是由于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刺激下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具体表现。
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即位不久，发现官员腐败之事已经开始迅速蔓延：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替他坐牢；宝钞提举司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吞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而那些地方官中的贪污程度更是惊人。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非常痛恨贪污腐败，他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食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但是这样做虽然可以使贪吏无所遁形，可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有时候连坐冤杀的甚至达数万人之众。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固然说官员们的贪污之风由来已久，一时难绝，但朱元璋的低薪制无疑在加剧着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1000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上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时往往不遵守自己修订的《大明律》的规定，而受自己情感的影响，经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枉断的现象。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如同上刑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合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了一天，真是“度日如年”。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皮草囊相伴下，那些明朝的官员们的心境是如何忐忑不安，而且薪水又少得几乎养活不了家人，收一双袜子都要被砍头，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又怎么能安下心来处理政事呢？所以虽然朱元璋惩贪的力度举世罕有，可是不仅不能使贪污之行绝迹，而且也没有使得明朝出现“贞观之治”或是“康乾盛世”那样的大好局面。
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体现了，虽然朱元璋重典严刑，可是朝廷中贪污不断，百姓中起义不断，实在是没有达到真正治贪倡廉的效果。可见，规矩太多并不一定是好事，想将事情处理好，不能光靠立规矩，还得真正将法令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不能不顾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