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评论黄庭坚诗时，曾注意到黄诗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例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引《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这是认为黄诗到晚期才跃入高境。而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却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这是认为黄庭坚在中年时尚能与苏轼并驾齐驱，而到晚年则相形见绌了。由于这些议论没有以细致具体的分析为立论基础，不免流为模糊影响之谈。上述二论貌若有理而立论正好相反，就说明其不可轻信。为了对黄诗有较深刻的认识，有必要对黄诗在各个阶段的情形分别进行分析，从而认识诗人创作的发展历程。
黄庭坚一生的经历有明确而可靠的记载，存世的1900首黄诗也大多有明确的编年，所以对黄诗作细致的分期研究是完全可行的，比如我们可以根据诗人的仕历把黄诗分成入仕之前、任叶县尉时期、任北京学官时期、任太和县令时期、任德平监镇时期、馆阁时期、谪居黔州、戎州时期、待命荆州鄂州时期、谪居宜州时期，然而这种貌似细致的分期法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黄诗的实际发展过程并未呈现如此清晰的阶段性，例如诗人在叶县尉和北京国子监教授的任期内所作的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对黄诗的分期宜粗不宜细，比较粗略的分期法反而有助于认清黄诗的发展过程。本文拟把黄诗分为三期：
一、自青年时期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也即诗人41岁之前。
二、自元丰八年六、七月至元祐八年（1093），即诗人41岁至49岁。
三、自绍圣元年（1094）至崇宁四年（1105），即诗人51岁至去世。
下面对这三个时期的情形分别作些简单的论述。
黄庭坚自幼能诗，据传他在7岁时就以《牧童诗》而闻名远近。英宗治平三年（1066），22岁的黄庭坚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询对黄庭坚卷中“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二句拍案叫绝。但是今本黄集中保存下来的少年之作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诗都作于治平三年以后，所以黄诗的第一个时期事实上是以诗人22岁那年为起点的。黄庭坚于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以后历任叶县尉五年，北京国子监教授八年，太和县令三年，德平镇监镇一年多，元丰八年（1085）四月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于六、七月间入汴京，其时诗人41岁。在这20年间，黄庭坚一直在地方上担任低级的官员。黄不是一个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政治主张的人，虽说他在任太和县令时曾抵制新法的盐政，任德平监镇时又抵制推行市易法，但那仅仅是从实际出发，反对扰民过甚，并未有意识地介入新、旧党争。然而由于他与旧党中的苏轼等人关系密切，所以也被时人目为旧党。在这个时期内，黄诗除了唱酬赠答、题咏山水等贯穿其一生创作的题材外，也很注重反映时事政治、民生疾苦。例如在叶县所作的《流民叹》、在太和所作的《上大蒙笼》、《金刀坑迎将家待追浆坑十馀户山农不至因题其壁》以及作年不详的《虎号南山》等，对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对封建苛政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即使当他任北京学官时，诗作也并未局限于学宫书斋，例如作于熙宁十年（1077）的《和谢公定征南谣》，对北宋对交趾的战事带给人民的苦难、大臣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及劳民伤财的罪恶乃至“王师”残暴杀人的真面目都有深刻的揭露。无论是此类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诗。只是黄庭坚官卑名低，故其诗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当然也应该看到，黄庭坚的人生态度比较消极，他的生活遭遇不尽如人意：少时家境贫寒，青年时两次丧偶，所以颇有未老先衰之态，20多岁就长出了白发，而且常在诗中流露出辞官归隐的念头。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执政，旧党人物纷纷被召入京，黄庭坚也来到汴京，主持编写《神宗实录》。此时许多文人学士云集汴京，除了苏轼兄弟与黄庭坚的岳父孙觉外，还有后来与黄一起名列苏门的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元祐二年（1087），布衣诗人陈师道也来到汴京。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赏书评画，赋诗论文。这时黄庭坚的心情比较愉快，诗歌艺术也日趋细密。但这个时期的黄诗内容则不如早期诗那样充实，最引人注目的是题咏书画以及纸笔等文化用品和茶、扇等生活用品的诗大量出现，其中包括《题郑防画夹五首》、《老杜浣花溪图引》、《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双井茶送子瞻》等名篇。好景不常，热闹的唱和活动只持续了3年多。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知杭州，黄庭坚“遂无诗伴”（《山谷内集》卷一一任渊注）。同时黄又患了头眩症，他在《书赠王长源诗后》（《山谷题跋》卷六）中说：“小人年来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废诗。”元祐六年（1091）六月，黄庭坚丁母丧，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服除，居丧期间自然也无心作诗。因此在这8年中，黄庭坚每年作诗的数量很不平均。在今本黄集中，作于元丰八年六月至元祐四年的诗达400首，而作于元祐四年至元祐八年的诗却不足20首。这里面固然有患疾、居丧等客观原因，但失去“诗伴”乃至诗兴大减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在此期的四百多首黄诗中，唱酬之作达半数以上，说明世所盛传的“元祐唱和”确实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起用新党的章惇、蔡卞等人，开始迫害旧党中人。黄庭坚于绍圣元年（1094）遭遇了《神宗实录》的史祸，被召至陈留接受勘问，并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诗人于绍圣二年四月到达黔州，到元符元年（1098）又被移至戎州，在这两处贬所住了六年多。徽宗继位之初，旧党命运有了一线转机，黄庭坚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出峡东归，但不久就受到新的打击，于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受到“除名，羁管宜州”的严厉处分，次年夏到达宜州，崇宁四年（1105）九月逝世。在这段时期内，黄庭坚作诗较少，尤其是在初贬黔州的四年间，一共只有19首诗传世，显然是遭遇文字狱后，惊魂未定的结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黄庭坚的书法艺术在此时有了突飞猛进，传世的黄书作品以及《山谷题跋》中所记录的书法作品十有八九作于此时，可见诗人在贬所不敢多作诗而借研讨书法来消磨时光。晚期黄诗的内容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要特点，对苏轼、秦观等友人的去世皆反复咏叹，表达了诗人心中深沉的沧桑之感。在艺术上，晚期黄诗朝着归真返璞的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
黄诗自成一体，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黄庭坚体”（也称“黄山谷体”或“黄鲁直体”）究竟形成于何时呢？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对“黄庭坚体”内涵的界定，有必要深入探究。南宋魏了翁在《黄太史文集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中说：“公年三十有四，上苏长公诗，其志已荦荦不凡，然犹是少作也。迨元祐初，与众贤汇进，博文学德，大非前比。”言下之意，黄庭坚体的形成在元祐年间，也即本文所说的中期。这种观点很是流行，但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最早提出“黄庭坚体”的是苏轼。元祐二年（1087），苏轼作《送杨孟容》诗，据王注引赵次公言，“先生自谓效黄鲁直体”。今本苏诗中的“自注”不尽出于苏轼本人之手，但此处则确凿无疑，因为当时黄庭坚次韵和了此诗，题为《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如果苏轼没有“效黄鲁直体”之言，黄庭坚是绝不能无中生有的。由此可见，“黄庭坚体”一定在元祐初之前就已形成了。因为一个人的诗风自成一体不是朝夕之事，而从自成一体到被旁人认识且加以摹仿，其间也还需要一段时间。而黄庭坚入官汴京事在元丰八年（1085）六月，所以黄庭坚体的形成不可能在他入京以后，换句话说，黄庭坚的独特诗风在早期就已形成了。
让我们从苏轼的《送杨孟容》入手看看苏轼心目中的黄庭坚体有哪些特征。苏诗云：
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
江山不违人，遍满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
于归治小国，洪钟噎微撞。我留侍玉座，弱步欹丰扛。
后生多高才，名与黄童双。不肯入州府，故人馀老庞。
殷勤与问讯，爱惜霜眉庞。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
纪昀评此诗“以窄韵见长”（见《苏轼诗集》卷二八），的确，此诗押平声韵部中含字最少的“江”韵，而且绝不旁入他韵，分明有因难见巧的用意在内。此外，此诗句法生硬（如“寸心不自降”、“弱步欹丰扛”等），力避色泽丰华而以意取胜等，都不类苏诗自身的风格而颇肖黄诗，可见这些就是苏轼心目中“黄庭坚体”的特征。黄庭坚的和诗对此莫逆于心，并踵事增华，更加强调了这些特征，从而成为代表黄诗风格的名篇。我们认为苏、黄对“黄庭坚体”的体认是很准确的，宋人对“黄庭坚体”虽有各种界定，其著名者如陈岩肖云“清新奇峭，颇道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庚溪诗话》卷下）；严羽云“用工尤为深刻”（《沧浪诗话·诗辨》）；刘克庄云“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江西诗派小序》），诸人对黄诗的褒贬态度和评论重点有所不同，但对黄诗风格特征的把握却与苏、黄的认识相当接近。宋以后的论者也大多同意宋人的看法，不一一赘引。
现在让我们以黄庭坚早期的创作实际来说明其诗风形成的过程。
据统计，七律在早期黄诗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同一诗体在中期和晚期黄诗中所占比重的3倍和2倍，可见黄庭坚在早期对七律的重视。黄庭坚30岁之前的七律情形比较复杂，首先是多刻意求奇之作，例如《清明》和《弈棋二首呈任公渐》之二中的“人乞祭馀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和“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两联，在选事用典和造句对仗方面都别出心裁，奇特不凡，但也有刻意求奇而欠稳妥之病，金人王若虚嘲笑它们“盖姑以取对，而不知其疏也”，“不惬甚矣”（《滹南诗话》卷三），语气过于尖刻，但确实说中了黄诗不够稳妥的缺点。求奇而未稳，正是少作的特征。但是与此同时，黄庭坚的七律也呈现出成熟的趋势，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仗有意摆脱妃青俪白而追求意远，例如“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次韵裴仲谋同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甚远，从而增强了诗歌内部的张力。二是语气简古生新，色泽淡雅，例如《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的中间两联“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虽然也是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常见格局，然而景联以清淡之笔写萧瑟之景，情联更是质朴简古，且止于述事，都给人以生新之感。三是诗意单行直下一气流转，例如《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之一：“食贫自以官为业，闻说西斋意凛然。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未尝终日不思颍，想见先生多好贤。安得雍容一杯酒，女郎台下水如天。”虽然四联有四层意思，然如行云流水，流转自如，即使在中间两联也未因对仗而受到拘滞，颇有运古入律之意。由于有了这些性质，黄庭坚的七律不但与唐诗相去甚远，而且与王安石、苏轼也不同，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追求。
30岁以后，黄庭坚除了继续上述艺术追求之外，义进而讲求七律声调的拗峭以避熟求生。《王直方诗话》记载说：“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洪朋所举两联分别见于《题落星寺四首》之一和《汴岸置酒赠黄十七》，都作于36岁时，可见其时黄庭坚对拗体律诗的倾心。正如洪朋所云，黄庭坚写拗律是受了杜甫的启发，但杜甫的159首七律中只有19首拗体，可谓偶一为之，而黄庭坚一生中却写了153首拗体七律，占其七律总数的一半。而且黄诗的拗峭程度也大大超过了杜诗，从而形成了劲挺奇特的声调特征，例如《题落星寺四首》之三：“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文字之清奇简古与声调之拗峭刚健相得益彰，成为体现黄诗生新瘦硬风格的代表作。
早期黄诗臻于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意脉的表面断裂与内在连贯相结合的结构特点已经形成。清人方东树指出：“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一二）方氏此语是专指黄诗七古，但事实上黄诗各体都有类似的结构特点，不过在七古及五古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早期黄诗中共有132首七古，占其时作品总数的13%，这个比例略低于中期而大大高于晚期。然而就艺术造诣而言，黄庭坚的七古是到中、晚期才臻于高境的。早期七古中较好的作品有《还家呈伯氏》（作于27岁）、《戏赠彦深》（作于34岁）、《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作于36岁）等，虽然字句奇崛，但章法都较平直，即方东树评最后一首所云，“亦是顺叙”（《昭昧詹言》卷一二），还没有达到伸展自如、变化莫测的老成境界。五古则不然，如作于36岁的《次韵叔父夷仲送夏君玉赴零陵主簿》、《次韵伯氏长芦寺下》、《大雷口阻风》等，都已具有章法奇崛而又严整的特点，兹举一首作于39岁的《过家》：
络纬声转急，田车寒不运。儿时手种柳，上与云雨近。
舍旁旧佣保，少换老欲尽。宰木郁苍苍，田园变畦畛。
招延屈父党，劳问走婚亲。归来翻作客，顾影良自哂。
一生萍托水，万事雪侵鬓。夜阑风陨霜，干叶落成阵。
灯花何故喜？大是报书信。亲年当喜惧，儿齿欲毁龀。
系船三百里，去梦无一寸。
开始二句突然推出一幅萧瑟的乡村冬景，三四句写景物之改换，五六句写人事之变迁，七八句复写景物之改换，似乎历乱无序，连一贯赞赏黄诗章法的方东树也说：“起处亦大无序矣。”（《昭昧詹言》卷一〇）其实仔细体味，不难发现其章法之妙。这是一个离别家乡20馀年的游子重返故乡时的所见所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外的景色，然后认出了昔年手植的树木，再后发现邻舍的变化，最后上冢时发现田间的小路都非复旧貌了。这几句既写出了诗人迷惘复杂的心情，也把匆忙回乡、上坟的次序交代得一清二楚，哪里是真的“无序”？九、十句写亲戚的殷勤招待，十一至十四句抒怀，十五、十六句写夜深人静之景象，用以反衬白天之忙乱。虽然诗意不断地转折，但脉络却极其清晰。最后六句有异解：程千帆师认为这是“写返家之前”，“在总体结构上，后来的情事却反而放在前面”（见《古诗今选》516页）。陈永正先生认为这是写诗人对没有一同返回故乡的家人的思念（见《黄庭坚诗选》89页）。我觉得这是说诗人返乡后又独自匆匆离去，在离家“三百里”处泊舟时思念留在故乡的老母幼儿。因为黄庭坚元丰三年（1080）自汴京赴太和县令任时作《晓放汴舟》诗云：“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梦。”可是他于元丰七年（1084）到德平镇后作《留王郎世弼》诗却说：“河外吹沙尘，江南水无津。骨肉常万里，寄声何由频。我随简书来，顾影将一身。”任渊注又引其与德州太守书云：“客宦不能以家来，官舍萧然如寄。”可见诗人赴太和县时是带着一家老小的，但他赴德平镇时则未带家人同行，而是让他们留在江南故乡了。从匆匆还乡到匆匆离乡，各层意思之间跳跃变化，但内在的章法则严谨有序。此诗题作《过家》而不是《归家》，真是名副其实。除了语言生新之外，此诗草蛇灰线、似断实连的章法正体现了黄诗的特征。类似的结构特点在其他诗体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作于40岁的五律《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五首》、作于4l岁的七律《寄黄几复》等，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黄庭坚入官汴京之前，独具一格的黄庭坚体已经形成了。
三
苏、黄之间的唱和并不始于元祐年间，早在元丰元年（1078），34岁的黄庭坚就写了两首古风投寄给苏轼，以表仰慕之意。苏轼随即复书和诗，对黄极表推奖。从那时开始，苏、黄之间有了唱和活动。从黄诗《次韵子瞻春菜》、《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和苏诗《往在东武与人往反作粲字韵诗四首今黄鲁直亦次韵见寄复和答之》等可以知道，他们的唱和注重在押险韵等方面争奇斗巧。可是由于两人不在一地，又经常改变官所（苏轼在元丰二年遭遇“乌台诗案”），所以还未能频繁地唱和。到了元祐年间，苏、黄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一大群诗人云集汴京，大量唱和的时机就成熟了。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提出了“元祐体”的名称，且注云：“苏、黄、陈诸公。”我们知道苏、黄、陈（师道）三人的诗风各具特色，而且苏、黄两人的诗早在元祐之前已自成一体，所以“元祐体”只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概念，其时间界限也不能限于短短八年的元祐时期。但无论如何，元祐年间诗坛的繁荣景象确是重要的文学史实，苏、黄等人的唱和尤其值得注意。那么，元祐年间的唱和活动对黄诗有哪些影响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元祐唱和促成了黄庭坚体的形成，例如王若虚云：“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滹南诗话》卷二）王氏所指当然不限于元祐时期，但肯定包括这个时期，因为苏、黄在诗艺上争相驰骋主要是在元祐年间。但是如上文所述，黄诗的特征在元祐之前已经形成，所以元祐唱和不是黄庭坚体形成的必要背景。黄诗在元祐年间的实际情形说明黄庭坚在此时虽在“旁出样度”方面仍有所发展，但更重要的变化则是向着细密工稳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由于次韵是元祐诗人唱和时最常用的方式，所以当他们切磋诗艺并力争上游时，首先便在押韵方面倾注心力，黄庭坚与苏轼更是争胜于毫厘之间。例如苏轼《送杨孟容》中“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以“降”字为韵脚，甚为奇特。黄庭坚次韵曰：“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元人孙瑞曰：“山谷作诗，有押韵险处，妙不可言……只此一‘降’字，他人如押到此？奇健之气，拂拂意表。”（见刘壎《隐居通议》卷八）又如苏轼《送顾子敦奉使河朔）（作于元祐二年）有句云：“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黄庭坚《次韵子瞻送顾子敦河北都运》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苏诗用《晋书·王导传》中“剑履上殿”之语，黄诗则用《左传·僖公四年》中管仲之言：“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显然，黄诗的用法比苏诗更为奇特。所以宋人传说：“东坡见山谷此句，顾忌之，以其用事精当，能押险韵故也。”（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苏轼“忌之”云云，恐出于附会，但说黄诗“能押险韵”则是确实的。押险韵而能稳妥精当，正是这两首黄诗的过人之处。由于黄庭坚能稳妥地押险韵，当他遇上较常用的韵脚时，就游刃有馀，层出不穷了。例如作于元祐二年的《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等八首诗，皆押“书、珠、如、湖”四字，《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等五首先同押“丰、翁、空、同、风、笼”六韵，再同转押“椀、本”二韵，都能做到变化无穷甚至后出转精，前一组中的第七首《戏呈孔毅父》，后一组中的第四首《戏答陈元舆》，都是字妥句稳的佳作，好像绝未受到多次次韵的束缚。
苏、黄等人都是读破万卷的学者，当他们在馆阁中作诗唱和时，丰富的腹笥自然会使他们技痒难忍而较多地运用成语典故入诗，所以元祐诗坛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特色。黄庭坚的五律名篇《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便作于元祐元年，任渊注此诗已引古书达18种之多，杨万里《诚斋诗话》中又补充了一种《论语》，用典密度之大，无以复加。然而纪昀评曰：“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七）再如《戏呈孔毅父》中“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二句用了韩愈《毛颖传》、《后汉书·班超传》、鲁褒《钱神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四个典故，可谓无一语无来历，但句意灵活自如，形容自己的境况也很贴切、生动。南宋许说：“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能如《猩猩毛笔》诗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如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明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许彦周诗话》）从纪、许二人的评论可以看出，黄诗用典的妙处在于密度大而又能精当、稳妥、细密，而这一点在元祐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
上文说过，早期黄诗在结构上具有意脉似断实连如草蛇灰线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元祐年间又有所发展，尤其是七古的章法之细密在此时已臻极高的境界。例如作于元祐元年的《送范德孺知庆州》，全诗18句，平均分成三节，分咏范德孺之父、兄及其本人，又以长于治国用兵这个中心题旨贯穿全诗。尤其精妙的是，此诗前八句押平声庾韵，后八句押平声鱼（虞）韵，中间二句则押仄声语（麌）韵，不但前后对称，而且在中间一节之内转韵，韵转而意不转，所以既跳动变化又贯若连珠。清人翁方纲赞曰：“三段井然，而换韵之法，前偏后伍，伍承弥缝，节奏章法，天然合筍，非经营可到。”（《七言诗歌行钞》卷一〇）其实此诗并非没有“经营”，而是匠心细密，故不见斧凿之痕。又如作于元祐二年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诗意曲折而有序，意脉似断而复连，转韵与转意也互不同步，方东树评曰：“曲折驰骤，有江海之观，神龙万里之势。”（《昭昧詹言》卷一二）此外，如《送谢公定作竟陵主簿》、《次韵子瞻武昌西山》、《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马因论伯时画天马》等作于此期的七古也都具有相似的结构特点。
上面的论析说明，元祐时期黄诗的最大特点是在继续追求新奇的基础上进而追求诗艺的细密工稳，这与元祐唱和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黄庭坚与诗友切磋诗艺时即主要措意于此。至于在风格方面，苏、黄等人在元祐年间都有模仿别人的情形。由于黄诗的风格个性最为鲜明，所以苏轼有不少模仿黄诗的作品，除《送杨孟容》外，还有《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次韵黄鲁直赤目》、《和黄鲁直效进士作二首》等。黄庭坚没有明显模仿苏诗风格的诗，但此时黄诗的句法、章法都比早期诗更为流畅自如，显然是接受了苏诗的影响。两位大诗人在数年间相聚一处，互相唱和或同题共作，交流心得，切磋诗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年辈和才力都稍低的黄庭坚从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
绍圣元年（1094），苏、黄一起受到严酷的政治打击，从此走上充满艰辛困苦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同时也开始了璀璨绚烂的晚期诗歌创作。
说到苏轼的晚期诗歌，世人无不交口赞誉。但是说到黄庭坚的晚期诗歌，人们的态度便是褒贬不一，甚至贬多于褒了。朱弁说苏轼“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矣。”（《风月堂诗话》卷上）这种观点广为流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实上，苏、黄晚年的生活遭遇是极为相似的。绍圣元年四月苏轼被加上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贬至惠州，同年十二月黄庭坚也以修《神宗实录》“诬毁先帝”的罪名被贬至黔州。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贬儋州，次年黄庭坚也被移至戎州。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虽然不像儋州远在海南，但在当时也是蛮荒僻远之地。当黄庭坚前往贬所时，经过了三峡大险和名为“蛇倒退”、“猢狲愁”的险峻山路，九死一生。“投荒万死鬓毛斑”（《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便是他日后痛定思痛的感叹。元符三年（1100），局势稍有好转，苏、黄俱得内迁。当苏轼于次年七月在常州去世以后，黄庭坚又经受了更大的政治风浪（崇宁二年诏毁苏、黄等人文集，立“元祐奸党碑”等），且被贬往更加荒远的宜州（今广西宜山），最后卒于贬所。所以黄庭坚晚年虽未“过海”，但他经受的磨难并不少于苏轼。
在诗歌创作上，朱弁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诚然，黄庭坚晚年在诗歌创作上一度处于低潮，尤其是贬谪生涯的头四年间，作诗很少，不像苏轼在惠州那样诗兴不减。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黄庭坚在政治上不如苏轼那样坚定，在人生观上也不如苏轼那样旷达；而且苏轼早已经过“乌台诗案”的磨炼，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理准备，而黄庭坚却是初次受到如此的迫害，不免惊魂未定。但是元符三年黄庭坚出峡东归以后，诗歌创作随即恢复常态。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中，黄庭坚作诗335首，年平均产量不减元祐年间。更重要的是，晚期黄诗在艺术上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人们初读黄集时往往会产生如下疑惑：黄诗的风格特征是生新瘦硬，廉悍奇峭，但黄在理论上却常常表现出相异的倾向，他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之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又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观复书》之二，同上）虽说作家的创作倾向与理论观点不尽一致是常见的现象，但像黄庭坚身上这种南辕北辙的矛盾现象不免使人难以索解。其实，只要我们把黄庭坚的创作与理论按不同的年代予以考察，上述疑惑就涣然冰释了。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说，黄庭坚体的形成是在早期，为世人瞩目的黄诗特征在早期表现得最为鲜明。而黄庭坚主张诗歌要“自然”、“平淡”的观点却出于晚年。即以上引二书而论，它们都作于元符年间贬居戎州时。而晚期黄诗也确已归真返璞，向着“自然”、“平淡”的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先从比喻和模仿古人这两个角度考察一下这种变化。
黄庭坚早年作诗，在形象之奇特、语言之生新上狠下功夫，尤其喜用别出心裁的比喻。这种求新精神在晚期黄诗中也有体现，但已达到炉火纯青、形迹尽泯的境界。例如作于元丰六年（1083）的《观王主簿家酴》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作于元符二年（1099）的《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前者以美男子喻花，后者则以志士仁人喻竹，两者都是用典故作比喻，且都是以人喻物而不像通常那样以物喻人，手法极为生新。但前者有“不求当而求新”之病（王若虚语，见《滹南诗话》卷三），而后者却妥帖平稳，可谓“理安而辞顺”。
黄庭坚重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手法，在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在早期主要是模仿前人的辞意，例如作于元丰二年（1079）的《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之二：“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曾季狸《艇斋诗话》中指出此诗“全用乐天诗意”，因为白居易《和思归乐》（《全唐诗》卷四二五）有句云：“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又如作于元丰七年（1084）的《寄家》：“近别几日客愁生，固知远别难为情。梦回官烛不盈把，犹听娇儿索乳声。”史容注引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全唐诗》卷三三七）中“娇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耳若闻啼声。”虽然也有推陈出新之处，但毕竟模仿之迹未泯。晚期黄诗则改从构思方式上借鉴前人，宋人陈长方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步里客谈》卷下）又洪迈云：“杜子美《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容斋续笔》卷二）他们提到的黄诗分别是《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和《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都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然，这种借鉴古人之“体”的手法更好地体现了学古而能变化的精神，所以没有损害诗歌的自然。
晚期黄体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出现了平淡质朴的风格。早期黄诗中并不是完全没有语言平易的作品，例如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登快阁》，但此诗以豪纵之笔写兀傲之情，仍给人以健拔之感，难称平淡。只有到了晚期，黄诗才进入了平淡质朴的全新境界，部分佳作已达到他所追求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水准。例如《和高仲本喜相见》、《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等七律，语言质朴平易，对仗疏宕而有古意，已达到剥落浮华的境地。再如《书摩崖碑后》这首七古，以平直严谨的章法表达出曲折开合的意绪和跳荡起伏的气势，以古朴平易的语言进行了绘声绘色的叙事和纵横恣肆的议论，可谓深入浅出，炉火纯青。为免词冗，且看一首短小的五古《跋子瞻和陶诗》：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此诗不但没有一句景语，而且没有一句情语。全诗用极其质朴的文字、极其平直的句法直叙其事，然而字里行间却包蕴着深刻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感。第二句直揭“时宰”的险恶用心，既点明那是路人皆知的阴谋，也暗示了对此辈小人的蔑视，语虽直截而意甚深刻。唯其如此，表面上质木无文的三、四句使苏轼在惠州的行事及其高超的人品凸现纸上，因为在如此的环境中尚能“饱吃饭”且“细和诗”，需要何等的胸襟！后四句从正面立论赞颂苏轼，措辞严正，意味深长。这样的诗不但词浅意深，以简驭繁，而且完全打破了以情景交融取胜的传统诗法，真正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成境界。
由此可见，黄庭坚晚年的诗歌创作与其诗论其实是桴鼓相应的，这与苏轼晚年的美学追求也是朝着同一方向的。由于早期黄诗生新奇峭的独特风格在人们心目中先入为主，所以晚期黄诗的风格转变往往被忽视了，有的论者甚至完全无视晚期黄诗的存在而一味指责黄庭坚求奇过甚。事实上黄庭坚在晚年的创作实践中已经以质朴平淡的风格追求削减了早期的缺点，从而达到了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这是我们评价黄诗时必须注意的。
莫励锋，1949年生。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有专著《杜甫评传》等。
以上“代序”选自《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为行文需要，编者对原文稍作修改，并删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