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者如果单从顺应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会表现为适应不良的症状，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这种文化氛围。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无形中加深了我们甚至还很欠缺的资料的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行为方式时，都同样受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也不会去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能表现出下面的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习俗让他们无动于衷，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搞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大多数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侧目而视。
但是，这种作用是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出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一双破袜子一样容易。
其次，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对偏私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种工作非常具有危险性，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明显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一旦发生急速的变革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极有可以转向激进派。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有效的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们讨论的又一话题。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成熟后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地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形式上去反对它，与之抗衡。
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观察从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对文化造型的消极顺从，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
我们的研究对象个性独立，喜欢独处，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支配他们的是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基于这种原因或许可以称其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某种特殊的人，而且从广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大众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方言、有本地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与过分社会化、行为机器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适应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能够被验证成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社会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在文化中能够产生相对健康的人。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健康并非完全符合理想。显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一直受不完美社会的约束的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能推动人类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们有时也会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