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和缺失性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怎样把沉思和活动联系起来的呢？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想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用回想的方式报告如下印象。
首先，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第二，他们同样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动和缺失性认知的能力。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副现象，甚至这也许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者是美国人这个事实的副产品。总之，在我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中，我没有碰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
第三，我回忆的印象是，在大多数时刻，大多数完美人性的人都过着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购物，吃饭，成为有教养的人，去看牙科医生，考虑金钱，反复思考是选择黑色皮鞋还是棕色皮鞋，去看无聊的电影，阅读流行的文学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预测，他们对惹人厌烦的事情是生气的，对罪行是震惊的等等。尽管这些反应可能是不太强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体验、存在认知、纯粹沉思，无论自我实现的人看来是如何频繁，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即使是对他们来说，这些也是罕见的体验。这一点是实际情况，尽管还有另一种实际情况：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别的方面会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区分手段和目的、深层和表面。一般的是更表现的、更自发的，同他们所爱的东西是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终极问题而不是中间问题，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然而，与理论上努力说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这些二难推理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真实内疚、真实冲突的起因。它们是我们可以叫做“真实存在心理病理学”的起因。我们必须继续同这些二难推理问题作斗争，因为它们也是个人的问题。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