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一切都被“夺”走了。哦！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
“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
王纬宇说：“但是，那位清高的，效忠于你的女性，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她才肯交——”
“哦……”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心里念叨：我的忠实的小狄，使他们嫉妒了。愚不可及的姑娘啊！俗话说得好，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一把干草吗？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他的家砉拉一下解体了。谢若萍编进医疗队，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列车西去，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担心她丈夫身上的“棒疮”，什么时候才能结痂？恩爱夫妻，十指连心，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来同她爸爸告别，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终老斯乡，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可她，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然而，自此一别以后，她还能向谁流泪呢？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如雨，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望着她父亲，问道：“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不禁叹息：“自然是要活下去的，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那些流言蜚语，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那些无聊的家伙，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揭发的话不讲，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
“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
小狄说：“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现在，只有我，是你惟一的亲人啦！”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对谁都不隐讳。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昂着头，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
“卷毛青鬃马”，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成了全厂的名旦，曾经指着小狄骂过：“不要脸的贱货，真是旧情不忘啊！”
小狄站住，脸白得像一张纸，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你说得半点也不错，是旧情不忘。我可以坦率地，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我确实爱他，但是我更尊敬他，这一点，怕你未必能理解的。”“卷毛青鬃马”放纵地大笑，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拍拍自己的裤裆：“别装假正经啦，小姐，谁不明白吗？”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甚至逼迫划清界限，仍旧每礼拜来一次，久而久之，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只要她来，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
“好吧！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