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一声不很礼貌的招呼，打断了于而龙的遐想，回过头来，发现了一双刺人的眼睛不算友好地打量着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经常参加劳动的农村干部，阳光会给他们的肤色，涂上一层较浓重的色彩。这位白白净净的工作人员，从那开始膨胀凸出的肚皮，和立着眼睛看人的神态，表明了一种权势的威严。而且从那把他搬来的卖饭票姑娘的脸上，已经清楚地标明来者的身份了。据说要判别某人的级别、工资、职务，只消看一看四周趋之若鹜的女性，就可了若指掌，而且不会有多大误差。
“干什么的？”那人用审问盲流的腔调单刀直入地问。
“旅行家！”于而龙自己也纳闷，怎么把那个姑娘赐给他的称号搬出来，她能使用这样一个奇特的词，一定有个聪明的、见过世面的脑袋瓜吧？
感谢他身上那套挺括神气的中山服吧！还是十年前最后一次出国时定做的。那个被不咸不淡的旅行家三个字激恼了的干部，正要伸手去抓他的脖领，被那细腻的高级毛料震慑住了，手在空中画了个问号。
“什么旅行家，拿出证件我瞧。”他为自己的虚怯而感到屈辱，声严色厉地喝问，调门很有点“专政”味道了。
于而龙摊了摊手，表示遗憾，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漏洞，而且确实属于自己的疏忽。
“够了！”一个拿不出证件的旅行家，像在海关官员面前缴不出护照的游客一样，就有走私犯的嫌疑了，他对于而龙不容置辩地说：“跟我到办公室去！”
“干吗？”
“谈谈。”
糟糕！于而龙心想：一顿教诲是免不了的啦！他觉得实在无可奈何。如今喜欢诲人不倦的老师未免太多，写过一个剧本，发表两篇小说，居然大言不惭地谈论创作经验，有的人沾沾自喜，甚至连老婆的功绩也要捎上一笔。鲁迅答《北斗》社问，才那么几条，可这些老师们倒好像著有《战争与和平》或者《人间喜剧》等等巨作似的，也不嫌脸红和肉麻。看来这胖子饶不了他，于是向训导者建议：“就在井台边简单谈谈不行吗？”心里却在反抗：纸张紧张，篇幅有限，你那些屁不放，死不了人的。
“不方便吧？”他一向在三王庄说了算数的，便不准反驳地答复。
“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
于而龙怎么能离开井台呢？那里曾躺过一个被土匪残酷杀害的孩子呵！记忆像苦涩的海水把他淹没，那是母亲的泪水。凄惨的哭声还在耳边响着，那是母亲的控诉，血和泪交织着在震撼游击队长的心啊！
于而龙诚挚地唤了一声：“同志，你听我说——”
“谁是你的同志？”他瞪了一眼。
于而龙苦笑着，正如当年高歌用一双穿草鞋的脚表示革命一样，这位干部得把嘴上的阵线分清，就好像被来历不明的人喊一声同志，就有成为对方同伙的危险，这种革命的纯净是多么形式主义啊！殊不知有些“同志”比敌人更坏，年轻人，也许你不信，但是井台上那孩子的尸体使于而龙明白了这一点。
“好吧！我不称呼你同志，但是，我想请教，在这个井台上，凭吊一位最早为石湖献出生命的小同志，总是该允许的吧！”
“你少给我掉枪花！”
“你说什么？”
“马上跟我走，少废话！”他狠狠地拉住于而龙的手。
于而龙有些愠怒地问：“假如你路过你亲人的坟前，能不站住脚看上一眼么？”他甩开了那个干部。
这个被激怒的人，一把抓紧：“你不要胡扯淡！”
于而龙使劲挣脱了他：“年轻人，你爹妈就教育你用这样的语言，来同老年人讲话吗？”
那干部恼羞成怒，尤其在那位小家碧玉面前，更是有失体面，于是啪地一拳，直冲于而龙而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游击队长认为不回答也实在太不客气了。
他横起胳膊，格开了对手捅过来的相当厉害的右长拳，看来，那是一个受过擒拿格斗训练，习惯以拳头代替政策的人，而且半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对付一个老头子，竟用这样辣手的拳脚。于而龙一使劲，把他摔到一边去。
于而龙虽然六十出头，双鬓斑白，并且患有冠心病，但他筋肉间还保存有张帆使舵的力气，那灵活敏捷的劲头，并不亚于这位肚子变得沉甸甸的年轻干部，他三闪两躲，使对手扑了好几个空。最后，狡猾的于而龙把他引到花坛旁，井台边，那块湿漉漉的长满青苔的地方，虚晃了一拳，那人踉跄了两步，没踩稳，摔了个四脚朝天。他气急败坏地喊叫：“别让坏人跑掉，绑住他。”
他站在那里：“放心，我决不会跑掉！”
这种沉着的笑，和不打算逃跑的镇定神态，使得那些饭馆里的人员，不敢执行“绑住他”的命令。于而龙侃侃地发表着评论：“你们以为好人坏人，像国产电影一样，一眼就让你看出来？正因为有这样的观众，他们才问心无愧地生产出三流四流影片。”他走近那个摔痛屁股的干部，伸出手去，搀扶他站起，心里思忖：“我和王纬宇相处了四十年，直到今天，才算初步有个认识，还谈不到彻底；何况咱俩素昧平生，只是萍水相逢呢？”于是客气地说：“好吧，我忘带证件，那也该允许我找一个证明人吧？”
他粗暴地问：“谁？”
于而龙本想列举老林嫂、水生、老安、老迟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名字，但是一看对方脸上凶悻的气色，多少有些恶作剧地报了一下他顶头上司的官衔：“你不信，可以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县委的王书记嘛！”
一提王书记，整个庭院里的气氛，变得轻松多了，再不那么剑拔弩张了。花朵是那样鲜艳，枝叶是那样繁茂，抬头望天，连天色都蓝得那么可爱，飞得很高的叫天子，也唱得格外的优美动听。
什么时候，人们心灵深处的这种劣根性才能清除啊？
于而龙的性格是有点怪，不那么随和，刚才让他去，他不去。现在，他倒乐意跟随那个干部，像个嫌疑犯似的，在三王庄的街道上大摇大摆。平静的渔村好像头一回碰上热闹的场面，一串人，在追逐围看这个外乡人。
“卖假药的。”有人在他身后悄声地介绍。
“当场在饭铺里给逮住了。”有人在证实着。
他想也许曾经向服务员讨了杯水，吃了一片长效硝酸甘油的原故，要不，对于花草的兴趣而误解配什么中药？他笑了，由于一张证明的疏忽，而成了当场拿获的假郎中。
终于来到了办公室，无需介绍，于而龙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当年高门楼的花厅。那些彩色玻璃镶嵌起来的扇，历经战火，还保留着一点残存的遗迹。他记得，当年曾经是金碧辉煌过一阵的，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看上去，粗俗不堪，一点吸引力都不存在了。
那个干部多少是半信半疑地，并不十分理他，于而龙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摸出雪茄，悠然自得地抽着。这使那个干部皱眉头，在等电话的空隙，琢磨着这位像主人一样抽烟的旅行家，或许真是有板眼的大家伙，要不就是个熟练的骗子手。竟敢打县委书记的牌子来吓人，没准还能搬出地委一把手呢！
真是不幸而言中，正当王惠平额头沁出汗珠，四处寻找失踪的游击队长，下落不明的时候，三王庄打来的电话，像是给落水的人，扔过来的一个救生圈。因为特地从专区来看望老战友的江海，正坐在他面前，并且用深含责备的眼光看着他说：“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嘛？”
其他几位县级领导人也都觉得很抱歉。
老盐工说：“我就惟王惠平是问，你们不负任何责任。”
“……什么？有个人认识我，要我证明？谁？”
于而龙听得出电话里传来的王惠平着急的声调。
“……你问一问，他姓什么？可能是支队长吧？该死，怎么我才给公社党委打电话问过，说是没见，我估计他会去三王庄。”
“老同志，您贵姓？”那个干部捂住听筒询问。他一听到那怪耳熟的三个字，从旅行家嘴里吐出来，立刻舌头好像僵得不那么好使地向王惠平汇报：“是他。他就是——”
但王惠平比他更着急，截住他的话：“你对支队长讲，请他无论如何等一等，地委江书记看他来，我马上派游艇去接……不，不，我和江书记到三王庄！”
“什么？地委江书记？——”但对方把电话挂了。
于而龙站起来：“同志，我可以走了吧？”
现在，他的脸上完全堆满了笑，映着红红绿绿的光彩，简直像一篇甜得流蜜的颂诗，赶紧搬过一张藤椅给他换坐，还从抽屉里取出好茶叶，沏了一杯茶端给他：“支队长，支队长，我们都是只听说你的名字，没见过你的面，所以——”他笑得很自然，“请你等一下，县委王书记，还有地委江书记，马上就到——”
江海，滨海支队的老战友啦！
他又回到了去年十月初那顿小宴的回忆里去了……那晚，当烤鸭削得只剩下骨架，那位师傅端走去烧汤，服务员也退出房间的时候，路大姐笑着对周浩讲：“看起来，二龙好久不打仗，枪丢得太生了，连一点预感都觉不出。”
周浩莞尔一笑：“按理说，战士嘛，对于金鼓杀伐之音总该敏感些。”
一家人都被老两口的话给搅糊涂了，尤其是于而龙，如坠五里雾中，瞪着春风满面的“将军”。
周浩笑吟吟地要来解释疑团了：“好，我来讲一讲，为什么我第二次想喝酒？二龙，你不要鼓起眼睛看我。”他晃一晃茅台酒的瓶子，知道酒不算太多了，向大伙说：“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再添酒，第二，不许喧哗，第三，听见了只当没听见。好——”
正当“将军”用筷子蘸着酒在盘子里要写什么的时候，门外传来了王纬宇的朗朗笑声，那个女服务员引他进屋，在他身后，就是几乎认不出来的江海，要不是有王纬宇，准以为他是找错门的就餐者。
“不速之客！”王纬宇把他推到席前。
短小精干的老盐工，一手捉住“将军”，一手握住于而龙，半天，足足有半支烟的工夫，笑着、握着，呵呵地笑着，紧紧地握着……周浩叹息这个变化实在太大的老部下：“小江，你怎么搞的嘛？”
“还小江呢！”他抓搔着头顶上不多的全白短发。
“活见鬼，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将军”直是摇头。
“大自然的规律，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嘛！”
王纬宇是烤鸭店的常客，业务经理都闻讯前来应酬，还献殷勤地向他推荐：“王老，有熊掌呢！欣赏吗？”
“冰箱货吧？又骗我！”
“保证新鲜。”
“好吧，尝尝看。”
“其他呐？”
“你斟酌办吧！”
“老规矩？”
“自然，还要丰盛些。”
于是，小小的宴会重新开始，王纬宇好像理所当然地成了主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于而龙虽久不与他同席，但估计他又该吵吵嚷嚷，不会寂寞的了，不过，有“将军”在座，他可能会感到一些拘束，会有所收敛吧？但看他泰然自若的样子，便明白了，如今“将军”是偏殿上供奉着的散仙，已经没有多少香火，王纬宇是不会把过去的纵队司令员再放在眼里了。
但他记得“将军”有限的酒量，便要了一瓶连日本国前首相都喝过的那种甜酒；他有幸参加那次国宴，而且是前座，并拍了电视片。乖乖，那得意之色，满座侧目。他便以那一脸荣光，给周浩满满斟上一杯，显得相当体贴的样子：“请——”
王纬宇然后举起酒杯，祝酒词像刚打开瓶塞的香槟酒一样涌了出来，虽然是些泡沫和二氧化碳，但相当有声有色：“啊！真是难得的一次聚会，两个支队的头头，再加上我们的老上级，即使在根据地，这样的机会也不多，还有一直搞保卫锄奸工作的路大姐，还有谢医生。哦，莲莲，你不要嫉妒，虽然没有提到你，但你生母却是我始终不能忘怀的人呢！（他朝江海//眼）认出来了么？她是谁？——好，举起杯，为了不平常的会见，为了那难忘的岁月；据说日本现在很盛行一种怀旧文学，缅怀他们光荣的过去。我们不讲那些，因为我们属于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展望未来——”
于而龙插进来：“你题外的话是不是可以省略一些，运动办主任（老徐只是让他抓一抓部里的政工组，官衔是于而龙自己杜撰的）！好久没跟你一块喝酒了，还等着和你干上一大杯咧！”
“好，咱们为‘将军’，为大姐的健康，为老江，为你，死不回头的水牛，为若萍和莲莲的幸福、欢乐、愉快、开心，来，干！”王纬宇把酒杯碰得丁当山响，然后一饮而尽，接着又让于莲给大家斟满。
于而龙估计该唱友谊之歌了，果然不错，还来不及从容吃些什么，正在飞黄腾达的人物，又把杯子举起：“莲莲，先给你打个招呼，这会你还得例外，因为在座的除了你，都是闻过火药味的老兵，而且都在一个战壕里滚爬过，所以今天在医院里巧遇老江，唤起了我的战斗中的感情，无论如何要聚一聚，哪怕招惹一场是非呢！”
“不必这么害怕，在座不会有人打小报告的。”
“你他妈的总是言不及义。”王纬宇笑着骂于而龙。
于而龙心里说：“要不是‘将军’、老江，我非给你来个下不了台，你完全可以退席，免得我们玷污你。说实在的，你一扰乱，弄得‘将军’想说些什么，也给打断了。”
“总之，为了我们在石湖的友谊——”王纬宇把酒杯伸到席中。
“将军”笑了：“怕不合时宜吧，这种题目！”
王纬宇竖起一只手指头：“我们是私下的、非正式的，而且不涉及到当前政治，纯粹是字面上、最狭义解释的友情，为这个友情干一杯！”
路大姐也乐了：“为加上‘但书’的友情，为战战兢兢的友情而干杯，真有趣！”
江海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还能活着碰到你们，我早就来了，不敢去找你们，连战战兢兢都不够。要不是医院下逐客令，正遇上老王，只好来生来世同你们干杯了。”
周浩提议：“喝酒吧！”
江海显然不理解“将军”的让他多喝酒、少伤感的好意，拿起杯子，突然冒出一句：“莲莲，看见了你，就像看到了芦花同志。真的，原谅我吧，我没能保护住她……”
于而龙不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望了一眼比自己要憔悴得多的老头，也许他又想起以往的过错？为了那批支援的薯干，强令芦花给滨海送枪支弹药作为交换，而负了伤，感到自己的责任吧？但是江海紧接着说下去的话，就更令人不解了。
他酒喝得猛了些，呛咳起来，也许他一生吸进了过多的海风和飞扬的盐粉尘，以致肺部怀疑生了不治之症，才转院治疗的。他离席咳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谢若萍关切地问：“好些了吗？”
“谢谢你，大夫！”
“看样子你够痛苦的。”
他长叹了一声：“蛖，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或者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代啊……”他回到席上，又对于而龙抱歉地说：“无能为力啊，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太渺小了！”
于而龙思索：他究竟实际在指些什么呢？
吃完了滑腻的熊掌、鱼翅以后，那位经理进来告诉王纬宇，有他的电话。周浩关照他的秘书去付款，但经理看着王纬宇急匆匆离去的背影，笑着告诉说：“他已经付了。”
“胡闹，这个王纬宇——”周浩直摇头。
王纬宇三步并作两步回来，便问：“怎么样？《红楼梦》里有句话，叫做‘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将军’，咱们该酒阑人散了吧！”
“好的，天也不早了！”周浩站起来，大家陆续跟着他下楼，走出餐厅，车已经停在门前。
王纬宇抱歉地：“老江，你挤‘将军’的车吧，我还要赶到报社去一趟，谁知夏岚有些什么事？偏要我马上去。”
他刚要钻进那辆浅茶色的“上海”车，周浩似乎是开玩笑，似乎是当真地说：“明天晚上，于而龙摆宴请客，你可来啊！”
于而龙愣住了，谢若萍和于莲也不懂地笑了。
“好的好的。”王纬宇满口答应，连忙问：“哪一家餐厅？”
周浩说：“让他请我们吃西餐吧！”
于而龙对“将军”的好兴致，简直觉得奇怪，王纬宇在一言为定的爽朗笑声里，坐车走了，很快消失在巍巍的城楼黑影里。那平坦的马路上，随着疾驰而去的汽车，卷起一阵最早飘零的落叶，一叶落而知秋至，可不是么？季节开始变换了。
“将军”的“红旗”车里塞得满满的，周浩同江海交谈，询问着省地两级一些老同志、老部下的情况，好像都流年不利地有那么一段共同的遭遇。于而龙没有细听，只是满腹疑团地在汽车里想来想去，“将军”究竟要讲些什么？为什么糊里糊涂做明晚的东道主？一直到家，及至躺倒在床上，也久久不能合眼。他如今是稍一兴奋，就要失眠了。
也许“将军”找到了儿子，像传奇故事一样，骨肉离散多年以后重新团聚？许多悲欢离合的艺术作品，赚了人们潺潺般泪水，不正是从这些动人心弦的地方，震撼人们的灵魂嘛！但是路大姐，在冲破包围圈杀出来的时候，什么凭证，什么纪念物都未曾给割舍了的孩子留下来。因为孩子刚出世，正好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日子，孩子身上有些什么标记也顾不得注意，哪怕一块朱砂痣呢？艺术家们设计出了多少情节啊，一面重圆的镜子，一件妈妈绣的肚兜，一颗长在眉心的痦子，甚至一封血泪斑斑的书信。而必须马上杀出血海去的路大姐，和坐在书桌前编剧本的作家不同，她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母亲。因此，直到今天，除去不变的刀豆山这个地名外，什么线索都消逝了。即使这个孩子有幸还活着，也没法相认了。剧本是编的，生活却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他们老两口即使是找到了儿子的话，也没有理由让别人做东。于而龙想：也许和自身有什么关联？但也无须他越俎代庖发出请柬呀？难道是有关菱菱的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他脑袋都胀疼了，想不出所以然。
“不错，我也是失去儿子的人，可我的儿子是被他们夺走的，明明活着，可也不许相认啊……”
谢若萍也帮着思索，但琢磨不出老两口究竟为什么！
于是他又调转头来想江海的话（失眠的人总是这样千头万绪地折磨自己），怎么叫做没有保护好？怎么叫做对于生者和死者都艰难的年代……活见鬼，他越想越烦躁，辗转反侧，更无一点睡意。
“你今晚上酒喝多了点！”打毛衣的谢若萍说。
于而龙记得谢若萍从那一天，开始给女儿织毛衣的，至今快半年了，好像不见什么进展。难怪，从去年十月以来，谁能捺得下心来，坐在那里一针一针打毛活呢？她坐在床头小沙发里，开始给这件毛衣起头。同时埋怨着老头子不善于控制自己，不该和王纬宇干杯。
于而龙披衣坐起，问道：“老江突然讲起芦花，为什么？”
“也许因为见到莲莲，她长得太像她妈了。”
“他干吗讲没有保护住？”